在昆仑关的战役中,杜聿明指挥的第5军为华南的日军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挫败,尤其是对第5师团的21旅团来说,这次战败是他们自平型关、台儿庄惨败后的第三次失利。自从旅团长中村正雄战死后,代理旅团长的坂田元一大佐不得不面对眼前的巨大压力,心情异常沉重。
坂田元一是第21旅团的老资格大佐,因此在中村正雄去世后,他有资格接任旅团长职务。然而,正当他打算接手这一职务时,却收到师团长今村均命令撤回待援的指示,这让他感到极大的耻辱与无奈。
与坂田元一的耻辱感相比,日军在华南的最高指挥官——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的境遇更加艰难。自从日军发动广州战役以来,21军在华南战区几乎没有遭遇过任何阻碍,接连占领了广州、粤北和海南。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昆仑关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第5师团遭遇了惨败,简直让日军脸上无光。
原本根据21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的计划,第5师团计划攻占昆仑关,并与华南的18师团、104师团以及刚调来的近卫旅团协同作战,进攻张发奎第四战区的指挥中心——韶关。一旦成功占领韶关,日军便能向江西挺进,或者向西推进至广西和贵州。如此一来,蒋中正的广东势力就会被彻底摧毁,日军将在华南彻底建立自己的政权与战略优势。
然而,正当粤北战斗刚开始时,第5师团在昆仑关的失败震动了整个日军。安藤利吉虽性格傲慢,但他清楚意识到,现有的兵力无法同时支撑粤北与昆仑关两线作战。原计划中,第5师团应派出一个旅团攻占昆仑关,另一个作为预备队,同时稳固阵地,吸引中国军队进攻,为占领粤北创造条件。然而,今村均却过于自信,认为仅用一个旅团就足够应付昆仑关的防守任务,将另一个旅团调往龙州,借口抢夺美援物资。
然而,日军并未了解美援物资的交易方式。这些物资是通过易货贸易进入龙州的,这意味着在物资交易完成前,所有权依然属于美国。日军在未理解这一点的情况下,抢劫了龙州的物资,甚至将剩余物资焚毁。这一行为激怒了美方,遭到严厉的指责,日军才意识到自己抢夺的不是中国物资,而是美国的援助物资,最终不得不自掏腰包进行赔偿。
这次错误极大拖延了日军对昆仑关的增援,使得第5师团的21旅团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并最终失去了昆仑关。面对自己计划的失败,安藤利吉意识到,如果继续进行战斗,中国部队可能会从昆仑关方向增援并包围日军,最终造成两线作战的困境。于是,他命令粤北战斗提前结束,日军只能无功而返。中国方面则宣布粤北战役为“粤北大捷”。
事实上,安藤利吉与蒋中正都对两线作战的兵力不足感到担忧。在安藤利吉宣布撤退之前,蒋中正已经做出了放弃韶关的决定。然而,经过陈诚等人的劝说,蒋中正最终选择了继续坚持。
日军在南宁战役中的目标有三:一是占领南宁,切断越桂公路;二是占领粤北,进一步控制广东;三是建立汪伪广东政权。然而,昆仑关的失利使得占领粤北的计划受阻,尽管日军成功占领了南宁并切断了越桂公路,但他们也发现,越桂公路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成为中国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反而滇越铁路的运输量翻倍,意味着中国的战略物资输入并未受到阻碍。
气愤之下,安藤利吉指示空军轰炸滇越铁路,但这不仅引发了与法国殖民当局的矛盾,还使英美两国对日本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指责日本的举动妨碍了他们与中国的贸易。最终,安藤利吉将这一切责任归咎于今村均,决定追究其责任。为了调查此次战败的原因,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亲赴前线,安藤利吉特地派遣佐藤贤了陪同。
佐藤贤了并非普通人物,他是东条英机的亲信。二人的关系源于一次借钱事件。佐藤当时是中队长,东条是他的联队长。某次,佐藤的一名部下因母亲生病向他借钱,然而他自己也囊中羞涩,于是向东条借款。尽管东条家境同样困难,但他依旧将家里的几件衣物拿去当铺抵押,借钱给佐藤。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佐藤,从此他决定坚定地跟随东条。
安藤利吉派遣佐藤贤了陪同调查,实际上是希望借助东条的背景来压服今村均。然而,今村均对这一威胁并不感冒,他认为恢复第5师团的荣誉,唯一的办法就是夺回昆仑关。虽然安藤利吉建议第5师团撤退并协助21军主力反攻粤北,但今村均根本不打算服从这一命令。
在日军的严密等级制度下,今村均并不担心会因此受到惩罚。日军惯例规定,一旦下级接受命令,如何执行并不再由上级负责。今村均虽口头上接受了掩护21军主力反攻的命令,但他对执行细节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佐藤贤了虽然反对今村均的部署,但他并无权干涉。
与此同时,蒋中正也在桂林策划如何扩大昆仑关战役带来的胜利。中国军队在昆仑关的胜利为桂南会战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在第5师团的重创以及不断增援的中国部队的支持下,战场的整体形势逐渐倾向中国。然而,蒋中正此时却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任命陈诚为桂南会战前敌总指挥,剥夺了白崇禧的指挥权。
蒋中正对新桂系的态度并不复杂,李宗仁精于权谋,深不可测,而白崇禧则更直接、更容易控制。蒋中正一直在“分而治之”上精心布局,以保持对新桂系的掌控。蒋中正之所以将陈诚派往广西,并非完全出于对陈诚的信任,而是为确保嫡系部队能够进驻广西,达到进一步控制的目的。
然而,陈诚并未立即采取行动,而是提出了几项建议,以确保桂南战役的战略和战术目标得以实现。蒋中正最终选择了陈诚的第三个方案,即在邕江南北部署重兵进行合力攻击。然而,蒋中正对兵力的调配存在问题,使得负责阻挡日军援兵的部队已疲惫不堪,无法有效抵挡日军的增援。陈诚察觉到部署中的问题,但他也深知如果反对这份计划,将意味着对蒋中正和白崇禧的挑战。
战局发展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日军在昆仑关一带的反扑,使得中国部队的后勤补给与指挥协调出现了混乱。最终,尽管昆仑关的胜利令人振奋,但白崇禧、陈诚等一大批将领的职务受到了撤职或降职处理,多个集团军的番号也被取消。
尽管陈诚在战斗中并未完全失职,但作为指挥者,他也无法逃脱责任的追究。最终,责任仍然落到了他的头上,尽管他并非唯一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