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实际上有许多子嗣，但最为人熟知且掌握蒙古帝国核心权力的，主要是他的四个儿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和四子拖雷。这四个儿子不仅深得成吉思汗宠爱，也都是他考虑继承汗位的主要候选人。然而，尽管他们同为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所生，兄弟间的关系却并不和睦，矛盾重重，尤其在汗位继承的问题上，成吉思汗的政治智慧遭遇了极大的考验。

公元1219年，当成吉思汗准备发动西征时，孛儿帖心中满是忧虑。她对成吉思汗说道：“大汗此行千里万里，前路凶险难测，若有不测，我们该如何是好？”这句话明确表达了她对丈夫安危的担忧，也暗示着必须为未来做出安排。于是，出征前，成吉思汗召集了他的四个儿子，准备就继承人问题进行商讨。

会议开始时，成吉思汗要求儿子们按照年龄顺序发言，可见他在处理兄弟之间并无偏颇。长子术赤准备先发言，但话还没说出口，二子察合台却先发难：“父亲想让术赤继承汗位吗？他不过是蔑儿乞部的私生子，怎能辱没大蒙古？我绝不承认他有资格成为大汗！”察合台的这番话激怒了术赤，两人当即大打出手。成吉思汗严厉喝止，才使他们停止争斗。但这场争执让会议无法继续，众人各自离去。

术赤之所以愤怒至极，是因为察合台揭开了他身上的一块隐痛——他的身世问题。成吉思汗一生中有个难解之谜，就是术赤是否真为其亲生子。创业初期，成吉思汗势力微弱，无法保护家人，术赤的母亲曾被蔑儿乞部掳走。虽然成吉思汗后来击败了蔑儿乞部，救回了她，但当时她已怀孕。术赤的血统因此令人质疑，成吉思汗虽承认其子身份，但心中始终存疑。

术赤的母亲坚称孩子是成吉思汗亲生，但从时间推算，这孩子很可能是在她被掳期间所怀，当然也有可能是被掳前已怀孕。现代有DNA检测轻松验证，但在当时只能靠“滴血认亲”，难以判定。最终，成吉思汗认了术赤，并对他悉心照料，虽心中有疑，却无从查证。

成吉思汗给术赤取名“术赤”，意为“不速之客”或“外来者”，暗含怀疑之意。蒙古当时的风俗，据黎东方教授《细说元朝》记载，是“将所剩妇女儿童尽数抱入怀中使用”，成吉思汗在这方面也毫不例外，他难以相信蔑儿乞部的妇女未被侵犯。因此，他对术赤的血统存疑，儿子们自然难以信任这位长兄。

正因如此，察合台极为反感术赤，兄弟俩关系极其紧张。老三窝阔台虽不公开表示，却在背后对术赤有所不满。见到两兄弟打斗，成吉思汗心痛无比，却无计可施。最终他意识到，如果让老大术赤继位，老二察合台必然会反抗，反之亦然，兄弟必争。于是，他决定将继承权交给心地宽厚、忠诚稳重的老三窝阔台，希望通过他避免帝国分裂。窝阔台确实是个明智的选择，比起勇猛但欠缺谋略的察合台更具政治手腕。

定下决心后，成吉思汗再次召集四子，郑重宣布：“我去世后，汗位由窝阔台继承，家产由拖雷管理。你们必须遵守我的遗愿，不得违背。”他多次出征前重申此决定，强调兄弟间必须团结，防止帝国瓦解。

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去世，窝阔台如愿继承大汗之位。但窝阔台并不满足，因为成吉思汗并未赋予他全部实权。根据俄罗斯文献记载，家产分配是：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各得4000户军队，余下10万户的精锐部队则由幼子拖雷统领。这体现了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年幼弟弟掌握家族根基，哥哥们则负责开疆拓土。

成吉思汗的安排符合当时草原民族的政治逻辑，但也带来隐患——名义上的大汗窝阔台权力有限，而拖雷手握精锐兵力，成为实权掌控者。这为拖雷未来的野心埋下伏笔。

拖雷凭借强大兵力，渐渐不把哥哥们放在眼里，成为实质上的“监国”。如果按中原传统，这种情况必引发内战，改变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但蒙古有自己的调节机制——忽里勒台大会。

忽里勒台是蒙古诸王定期召开的会议，意为“聚会”，通过民主方式决定国家大事及推选领导。当时为解决二主局面，宗室诸王召开忽里勒台大会，经过40余天激烈辩论，最终一致决定依照成吉思汗遗嘱，由窝阔台继位。拖雷拖延两年后，窝阔台正式成为蒙古帝国新一代大汗，权力得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