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3991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家领导人中有一位的出身背景显得格外不同，他就是陈永贵。当时，许多开国元勋依然在世，党与政府的决策层主要由那些富有资历的“老革命”主导。然而，陈永贵却是一位来自山西昔阳县的普通农民，在战争时期并没有参与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直到1948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如此，凭借着大寨农业建设的卓越成就，他被中央破格提拔，成为政治局委员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开启了他与最高领导层接轨的政治生涯。

陈永贵的性格非常朴实，进入中央以后，他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展现出谦逊的态度。然而，由于个人的经历和成长背景，在北京与他能够建立实质性对话的人并不多。在高层领导中，与华国锋和李先念的关系比较融洽，华国锋与他有共通之处，早期并没有显赫的军队经历；而李先念则是个宽厚而平和的人，与陈永贵一样具备良好的民间基础。陈永贵十分重视向他们二人学习，认真观察并尽量模仿他们的工作方式，以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

在五十年代参与扫盲班之前，陈永贵是个文盲，经过学习，到了北京时，他的识字量也仅达到一千多个字。客观而言，陈永贵的文化水平并不足以胜任副总理的高层职务。他通常对撰写工作请示和报告感到害怕，而更加喜欢开会。因为开会时他只需对着话筒发言，这对于陈永贵而言相对轻松。不论理论多么薄弱，陈永贵语言质朴，容易被大家所理解，因此同事们逐渐习惯了他的表达方式。

根据陈永贵的秘书回忆，那时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时，陈永贵读写的速度相对缓慢，他常常在材料上画一些圆圈来标记重点。面对秘书的好奇，他笑着解释说：“我看到李先念也总是四处画圈，我相信他。”因其亲民的形象和普通人的出身，陈永贵受到公众的广泛喜爱，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永贵大叔”。“大寨精神”在六七十年代几乎家喻户晓，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楷模，陈永贵对此感到无比骄傲。

大寨意味着卓越的农业生产成就和战天斗地的精神，在改革开放前，始终是引领的标杆。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到了1978年后，这种精神逐渐与时代背道而驰，甚至有一些机关报开始对其进行批评。面对国家的发展变化，陈永贵一时难以适应，经常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与主流意见相悖的看法，这使得不少同僚感到不悦。1980年，感到力不从心的他主动向中央递交了辞职信，从此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关键领导职务。

作为一名已退休的原副国级领导人，陈永贵仍然在北京定居，内参和政府材料也会定期送到他的住所。过去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先锋，如今看到党政文件中对他的批评意见，令他感到非常不快，常常在家中发火：“大寨为国家贡献如此之大，如今怎会变成拖累，成了负担？”对此他深感困惑。老友李先念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陈永贵表示理解，特意对下属叮嘱，永贵同志身体欠佳，以后不要再把这些材料送到他那里，避免影响他的健康。

李先念长期负责财经工作，1983年更被选为共和国主席。尽管工作思路有所不同，他仍然对陈永贵保持高度的尊重和欣赏。即使是在1977年与陈永贵发生过争执的邓小平，也公开认为陈永贵是一个“难得的农业专家”，充分认同了他所作出的贡献。老一辈革命家的眼光与胸怀远远超出常人界限。1986年3月，72岁的陈永贵因晚期肺癌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没有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而是被安葬在山西大寨的虎头山，那片承载着他荣光的土地，安静地守护着他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