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辉煌时期，可以说，它代表了古代文学的巅峰。提到这个时代最为著名的两位诗人，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浪漫主义的“诗仙”李白和现实主义的“诗圣”杜甫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名字。进入晚唐，随着社会动荡，诗坛依然活跃，李商隐和杜牧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展现了出色的才华，因两人恰巧与李白、杜甫同为“李杜”之姓，后人便亲切地称他们为“小李杜”。

杜牧的作品众多，极具传世之作。他以“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诗感慨晚唐统治者贪图享乐而忽视国运的衰败，也有凭吊古战场时对国家命运深感忧虑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乔”等脍炙人口的名篇。然而，相比杜牧的显赫声誉，他的祖父杜佑，尽管官至宰相，名声却远不如他的孙子。杜佑在晚唐时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还以《通典》一书留名千古，成为后世重要的典章史料之一。

杜佑的出生地位于京兆万年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一带，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早在汉代，京兆杜氏便涌现了众多优秀人才，逐渐成为关中士族的代表。唐朝初期，杜如晦，作为唐太宗时期的重要宰相，也出自这个显赫的家族。杜佑出身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下，年少时便凭借家族的恩荫轻松进入仕途，先后担任了济南郡参军和剡县丞等职务。

杜佑的仕途经历可谓波澜壮阔。初期，他曾投奔了与父亲有过交情的润州刺史韦元甫。在协助韦元甫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他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得到了韦元甫的赏识，并被举荐为司法参军。此后，无论韦元甫任职何地，杜佑都随其左右。直到大历六年（771年），韦元甫去世，杜佑才返回京城，担任了工部郎中等职务。

唐德宗即位后，杜佑再度回朝担任工部郎中，几年后，河北各藩发生叛乱，杜佑被任命为度支郎中，负责向前线调运粮草。后来，由于与宰相卢杞发生冲突，他被外派为苏州刺史，之后又调任饶州刺史。卢杞被贬后，唐德宗在位期间爆发了泾原兵变，朝廷局势动荡不安。杜佑被唐德宗任命为岭南节度使，肩负起了维稳的重任。

杜佑的政治生涯虽然充满波折，但他的官职晋升之快却是罕见的。贞元三年（787年），杜佑终于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并且很快出任陕州观察使等职务。在他的母亲去世后，虽然按理应守孝，但唐德宗却多次挽留他继续担任要职，显示出杜佑在唐德宗心中的重要地位。最终，杜佑在贞元十九年（803年）官至宰相，名列三公之上。

然而，尽管杜佑拥有了显赫的官职和无可挑剔的政治成就，他一生的最大贡献却是编纂了《通典》一书。早在大历元年（766年），杜佑初入仕途时便着手编写《通典》，这一伟大工程直至贞元十七年（801年）才完成，整整花费了他三十六年的心血。

《通典》是唐代最为全面的典章制度总结，书中涉及了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杜佑将典章制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等九个类别，每个类别又进一步细分出一千五百多个子目。如今存世的《通典》约有一百九十万字，其庞大的内容和极高的学术价值，使得它成为后世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经典之一。

不仅如此，杜佑在书中不仅是客观地记录历代制度，还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经济对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人民的衣食无忧是基础，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定繁荣。因此，《通典》中的第一部分便是“食货”，强调了经济制度的重要性。杜佑通过这部书深入探讨了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制度和理念，为后代的政治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从他的仕途到《通典》的编纂，再到他一生对学术的热爱，杜佑无疑是晚唐时期最璀璨的明星之一。尽管后人更熟知的是杜牧，但杜佑凭借其出色的政治生涯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依然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三十六年编写《通典》的坚韧精神和学术成就，至今仍让人敬佩与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