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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认知历史

编辑丨认知历史

秦汉时期的家族法，主要指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所制定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体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家族法已初具雏形，但其运作多限于官方领域。随着秦朝的统一，家族法逐渐渗透进民间社会，开始获得显著的发展和普及。

秦汉家族法的核心基础是血缘关系。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制度逐渐确立，社会整体趋于稳定，人们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且紧密。因而，家族法在当时主要承担着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家庭内部矛盾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

这一时期的家族法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阶段。尽管秦汉家族法存在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但其对中国后世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续的影响。

家族法的根基可追溯到西周时代。到了春秋战国，随着宗族组织的快速发展，宗法制度逐渐成型。进入秦朝后，宗法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基于此制度的家族形态也日趋成熟。

秦汉家族法建立在宗法制度的框架之上，主要依据血缘亲疏关系进行划分，形成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种不同的家族形态。母系氏族以母亲为家庭的中心，而父系氏族则以父亲为核心。秦代时期，皇帝作为最高权力象征，其皇室内部实行母权制。然而，随着宗法制度在秦汉时期逐步废除，家族法也开始转向以父权制为主导。

父权制家庭形态指的是父亲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在这种家庭中，父母作为主要成员，子女同样占据重要地位。法律赋予父母对子女的监护权和管理权，强调父亲的权威，因而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对较高，需遵守父母的管教。

秦汉家族法的发展与当时社会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秦代建立中央集权后，法律明确提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理念，强调官员和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汉代的家族法也逐渐形成了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法律和思想体系。

汉代家族法的发展伴随着整体法律体系的完善。早在秦代，法律中已有涉及婚姻、家庭和继承的具体规定，如“夫为妻纲”“父有家室则子不得婚娶”等等。汉代法律在继承秦代法典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和补充。

例如，《汉律》中明确规定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法律关系：“父年七十，有妻子，无妾，子为吏者，令子为吏。子娶其妇，子父；其妇娶其夫于夫家，子娶其母于母家。”此外，还有祖父母与孙子女的相关规定：“祖父母无孙子女，问孙不得为吏。”孙辈之间的法律关系同样被纳入律令：“孙辈为吏，孙辈不得为吏。”

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在《汉律》中也有体现，如“父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夫妻关系方面，则强调“夫义妇顺”，体现夫妻间的责任与义务。同时，祖父母、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的法律关系也被详细规定，例如孙子受封时，父母相应享有官职。

在继承制度方面，秦汉时期对继承权的取得与丧失制定了明确的法律条件。首先，儿子必须在父亲生前继承财产。《汉书·食货志》记载，父母去世后，儿子必须守孝三年，期间不得为官，否则丧失继承权。

其次，儿子虽享有继承权，但对遗产的处分并非绝对自由。《汉书·刑法志》指出：“诸无子而收继妻妾及义子，皆杀之。”这表明继承权的行使受到严格限制，以保障家庭财产的完整和家族秩序。

此外，未继承遗产的儿子有权向他人索求遗产。若被他人收养后又返回原家庭，其对家庭财产的管理权也会随之变化。

继承关系中，守孝的履行成为儿子继承遗产的必要条件。若儿子未尽守孝义务，法律会限制其对家产的支配权。这一制度旨在维护孝道精神，保障家庭和睦。

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秦汉时期还制定了系统的婚姻法律制度。《大戴礼记》记载了六种主要婚姻形式和相关规定：

（一）七出，即妻子因无子、淫乱、不敬舅姑、口舌纷争、盗窃、妒忌等原因被丈夫休弃，其中无子居首，强调妇女生育的重要性。

（二）三不去，指丈夫死刑时妻子可选择不改嫁，守丧三年。

（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体现父母对子女婚姻的绝对权威，子女缺乏自主权。

（四）同姓不婚，禁止同性氏族间的婚姻，防止近亲结婚。

（五）礼不出户，禁止寡妇改嫁，即便父母去世也不得再婚。

（六）一夫一妻制，禁止多妻多妾，规范婚姻形式。

秦汉时期的婚姻关系分为官方婚姻、家族婚姻和民间婚姻。官方婚姻包括皇帝及官府与贵族的“朝聘”、与平民的“婚配”、与奴隶商人的“聘财”。家族婚姻则以“婚媾”称呼，联姻双方形成“姻亲”关系。

同时，秦汉法律严禁妇女改嫁，丈夫休妻则重罚。如《大戴礼记》所载，汉武帝颁布法律，规定“有司不得以妻为问罪”，若丈夫休妻，处以极刑，妻子若改嫁也将遭到严惩，甚至其姐妹也连带受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成员间关系更加密切。为保障社会秩序，秦汉法律对家族内部犯罪行为进行了严格规范。

秦律规定“诸以妻子、父母、兄弟为卖者，笞四十”，旨在禁止亲属之间的买卖奴婢行为，防止家庭成员互相出卖，保障家族的完整和利益。

进入西汉，法律对亲属买卖行为作了进一步细化。“诸卖买妇女者，笞四十”仍然适用，但又新增“诸同产至亲共相卖买奴婢者”的规定，强化对家族成员买卖奴婢行为的惩戒。

“同产相卖”指同一家族成员相互出卖或买卖奴婢；“共相买”指同一家族成员合谋买卖奴婢。法律明确规定：“买者及买者之家不与谋，卖者弃市；不与谋而买者与同罪。”体现出对家庭成员间买卖行为的严格限制和惩罚。

秦汉家族法不仅维护了社会稳定，也保障了家庭成员的利益和家族秩序，反映出法律对家庭关系的高度重视。

汉初，汉高祖刘邦为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高祖三令”措施，旨在维护国家秩序与社会稳定。其中特别强调防止地方官吏滥用权力对百姓报复，促进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

秦汉家族法在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家庭内部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变迁，家庭结构和功能也不断演变，家族法相应发生了调整和变化。

总体来看，秦汉时期法律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既因为家庭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也因为家族法对维护家庭成员之间利益关系有重要作用。家族法通过调整家庭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障了社会的整体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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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2.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

4. [汉]应劭：《风俗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

5. [宋]徐天麟：《东汉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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