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的应对策略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限制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特权。张之洞严格禁止传教士通过教会案件干预中国的内政，限制传教士在内地购买土地、设立教堂和传教；他也坚决拒绝传教士提出的各种无理要求。为了确保中国的主权和社会秩序，他深知基督教势力不能随意扩展。

第二，利用传教士的人脉和知识，兴办洋务事业与实施新政。总体来说，张之洞的态度从最初的否定、批判，到逐步转向保护、管理、约束和利用。中法战争之前，张之洞对基督教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对中国社会构成威胁，主张严加管理基督教的活动，减少民间的宗教冲突。

张之洞在担任词臣学官（1863—1881年）期间，未曾直接接触基督教事务。但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传统士人，他对基督教持批判态度。直到他出任山西巡抚后，开始涉及洋务活动并处理地方上的民教问题时，态度才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晋省任职期间（1882—1884年），张之洞与基督教的接触逐渐增多。他管理洋人事务、处理教案，并推行洋务改革，聘请洋才和推行改革方案。此时，他的措施显得尤为严格，力求震慑和压制教会和传教士。他认为，教民行为奸诈，传教士往往包庇教民，甚至干涉地方政府处理案件，造成外交摩擦，严重扰乱了中国社会的秩序。

张之洞坚持，处理基督教相关案件时，除了要公正、公平，还要让基督教徒感到威慑，消除民教争端。在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他的态度和措施进一步调整，以更务实的方式应对基督教的各类事务。

在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保护法国传教士和商人的安全。他不仅安排了法国商人和传教士撤离广东，还发布命令保障外国传教士和商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加强对教堂的保护，防止教堂被破坏。张之洞一方面警惕教民的行为，严密监控其活动，另一方面也严格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区分善恶之人。

中法战争结束后，张之洞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他坚决拒绝法国的赔偿要求，要求推迟法国传教士回到粤地，并且对法国领事和传教士提出的不合理索赔进行了驳斥，特别是关于教堂损失的赔偿问题。同时，他开始“善办”教案，解封之前查封的教堂，允许教士进入中国，但同时限制其活动，禁止民众无端干扰基督教。

1889—1907年间，张之洞长期担任湖广总督，还曾两度署理两江总督。在此期间，长江流域的会匪活动愈演愈烈，人民反洋教斗争不断升温。为了稳定地方，张之洞在处理教案和镇压反洋教运动上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首先重视选拔和任用擅长处理民教冲突的官员，强化基层治理。与此同时，他采取了镇压会匪和反洋教活动的策略，组织兵力清剿匪徒，恢复社会秩序。

张之洞进一步明确保护基督教传教士和教民的合法权利，他严格禁止破坏教堂、伤害传教士和教民的行为，也坚决打击和制止关于基督教伤害中国人的谣言，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来遏制造谣者。与此同时，他始终秉持公正的原则处理教案，调查案件的真相，合理赔偿，拒绝外国领事和传教士的无理索赔。

为了防止教案引发更大的民间冲突，张之洞开始筹办地方育婴事务，进一步缓解民众对基督教的疑虑，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总结多年处理洋教和教案的经验，提出了“非攻教”思想。他主张通过自我振兴，提升国家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从而使基督教失去对中国民众的吸引力，不再能够在中国扩展势力。他提倡非暴力的态度，反对民间自发的仇教和暴力行为，认为应以宽容、理性的方式处理教案，确保教案不至于成为外部势力干预中国的借口。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他不仅积极镇压义和团，还提出了“东南互保”政策，并主张通过议和来解决矛盾，确保辖区的安全。他致力于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商民和宗教人士的安全，确保反洋教事件不再蔓延。战后，张之洞参与了后续的议和进程，尽力消弭民教冲突，防止事态恶化。

《辛丑条约》开议后，张之洞积极参与与西方列强的谈判，努力制定更加严谨的教会管理章程，并通过外交渠道与德国政府进行沟通，尝试制定管理德国在华教会的相关措施。他还在随后的条约谈判中，继续就传教问题展开交涉，寻求加强对基督教在华势力的管控。

张之洞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外交上，也在国内反教斗争的管理上。在他的治理下，长江流域的教案虽然频繁发生，如武穴教案、襄阳教案、宜昌教案等，但都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处理，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避免了外部势力的干涉。张之洞在民教矛盾的调解和国家主权的捍卫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这些措施，张之洞成功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社会稳定，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洋务改革和外交抗争贡献了力量。他的应变策略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