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历史回顾：13世纪，随着蒙古帝国展开西征，欧洲掀起了一股探访中国的热潮——事实上，中国与欧洲的相互认知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然而，从汉朝到宋朝，尽管中西之间曾有过零星的外交使节往来和其他形式的交流，相关记录却仅有十余次，中国与欧洲的联系大部分时间处于中断状态。直到13世纪蒙古的崛起，才为中西之间的交通开辟了崭新的篇章。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窝阔台、旭烈兀南征北战，席卷了广袤的欧亚大陆，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

从13世纪初到中叶，蒙古的西征成为世界历史上极具震撼力的事件。当时，蒙古势力空前强盛，疆域涵盖欧亚多个地区，蒙古军队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军事力量之一。蒙古人的西征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218年至1224年，由成吉思汗亲自领导的第一次西征，主要涉及东欧和中亚，为后来蒙古汗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1235年至1241年，是窝阔台指挥的第二次西征，进军更深，延伸至亚得里亚海和波斯湾，极大突破了欧洲各国的地理阻隔；1255年至1260年，旭烈兀领导的第三次西征，实现了游牧汗国首次将亚欧大陆广泛联结起来的壮举。

从客观角度看，蒙古的军事征服无疑给世界各地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但这场浩大变局也极大地打破了疆域阻隔，拓宽了东西方的交流渠道，促进了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其深远意义远超短期的破坏影响。对当时的欧洲而言，蒙古人的突然入侵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欧洲人对蒙古的起源、语言、民族及宗教知之甚少，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威胁，既惊愕又恐惧。

为了尽快了解蒙古人的真实意图并采取有效对策，欧洲教皇派遣传教士前往蒙古，期望从中获取情报。这些传教士带回了欧洲第一批关于中国和蒙古的直接见闻，成为当时欧洲了解东方的重要来源。蒙古帝国为了巩固疆域和促进统一，特别重视交通建设，构筑了庞大而畅通的水陆交通网络及遍布全境的驿站系统，这为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

此外，蒙古的交通体系也打破了阿拉伯商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使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互动迎来了新的机遇。于是，来自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纷纷踏足中国，开展贸易、外交和宗教活动。正如赫德逊所言，自13世纪起，欧洲对中国的认知逐渐从单纯的贸易转向宗教和外交领域。

欧洲无疑成为这场中西交流的最大受益者，欧洲逐步借助这次历史机遇，推动了新兴文明的形成，对其后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蒙古人的征服横跨欧亚大陆，深刻地重塑了世界格局。最早抵达蒙古的欧洲使节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他们将自己对中国的见闻和印象带回欧洲，通过描绘东方的美好形象，既表达了对未知世界的热切向往，也通过对中国的描写反思了欧洲自身的发展状况。

蒙古西征及其帝国的建立复兴并拓展了丝绸之路，沿着这条古老的贸易线路，东西方之间往来频繁，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不仅欧洲的旅行者克服艰难险阻来到中国，也有中国的游历者踏上“西行”之路。元代景教徒拉班·扫马和马古斯便是其中典型代表，他们的旅行不仅是中国主动走向欧洲的珍贵尝试，也为研究中西交通史和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13世纪，景教教士拉班·扫马的西行路线与同时期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异曲同工之妙，二人都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前往目的地。扫马几乎是沿着马可·波罗的路线逆行，从北京出发，经叙利亚、巴格达，最终抵达罗马和巴黎，停留数年后返回巴格达。两人的旅程高度契合，都历经千难万险，跋涉丝绸之路两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来自内蒙古的景教徒马古斯是扫马的弟子。

1276年，正是马可·波罗抵达元大都的那一年，扫马和马古斯受大汗许可前往叙利亚，拜访景教大主教马·登哈，随后前往耶路撒冷。忽必烈利用朝圣之机，试图判断如果占领耶路撒冷，能否赢得欧洲君主的支持。扫马和马古斯肩负秘密使命，前往欧洲收集情报，了解各国动向，这与欧洲传教士来东方的目的不谋而合。

遗憾的是，中国的游历者并不像欧洲人那样积极传播宗教和思想，他们更多停留在认知层面，这与背后的民族文化特质密切相关。扫马和马古斯踏上西行朝圣之路时，尚不知终点会是巴黎或波尔多，也未意识到他们此行的历史价值。在此期间，他们结识了景教大主教马·登哈，当时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国寻求合作的契机逐渐成熟，大主教计划让他们从事传教工作，但两人最终未能归来，他们的记录未能广泛传播。

旅行的社会价值不仅源于旅行者的勇敢探索和开阔视野，更取决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接纳程度。马可·波罗正好赶上了欧洲对东方好奇和期待的社会氛围，尽管他的描述曾受到质疑，但游记仍在欧洲广泛传播，引发强烈反响。相比之下，扫马的旅行未引起相应的关注，因其家乡社会对异域世界缺乏兴趣，即使他返回元大都并记录经历，也难逃被忽视的命运。

表面看，扫马旅行被忽略似乎偶然，实则与社会文化的无意识遗忘密切相关。相比同期大量欧洲人前往中国，中国前往欧洲的记载极为罕见。蒙元时代，欧洲对中国了解日益深入，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则十分有限。此时的欧亚大陆世界体系更表现为单向交流，主动权多在欧洲。

中国未能因地域广阔而扩展其对外认知，这也许是后来中国在繁盛过后逐渐被欧洲超越的根本原因——欧洲积极探索与传播，而中国则停滞不前。自13世纪以来，欧洲行旅记文本从不同身份和视角展现了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涉及中国的自然风光、人文环境和社会风貌，反映了欧洲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形象的不断构建和演变。

从蒙元时期欧洲人将中国视为“东方乐园”和“世俗天堂”，到地理大发现时期掀起的“狂热中国崇拜”，这些游历者根据所见所闻塑造了多样的中国形象，掀起了轰动欧洲的“中国热潮”。欧洲的行旅记不仅是空间上的旅行记录，更是文化与情感的表达，文本中描绘了路线、风土人情与社会风貌，呈现了一个立体的异域中国。

《马可·波罗行纪》是世界著名的游记，由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用法文记录，被誉为“世界第一奇书”。从1271年至1295年，马可·波罗开启了对东方世界的探险，沿丝绸之路行进，详细描写了中国的风貌。总体来说，马可·波罗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地，用丰富细腻的语言记录了中国的繁荣景象，描绘出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百姓安居乐业的中国图景，令欧洲人为之震撼，掀起了对东方的强烈幻想与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