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之初，西方学术界开始对夏商历史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尽管考古学证实了商朝的存在，殷墟的发掘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但夏朝却一直没有确凿的考古铁证。这也使得西方学者对夏朝的存在保持怀疑，直至今天，夏朝依然没有得到普遍的西方认同。在考古学逐渐成为主流的背景下，这种对证据的依赖似乎合乎常理，也使得一部分中国学者加入了“否定夏朝”的行列，或者至少认为在没有明确证据之前，夏朝的存在应当存疑。

然而，我认为在没有直接证据推翻夏朝存在的情况下，任何对其存在的否定或疑问都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有着本质的差异，两者的研究方法和认知框架无法简单套用同一标准。不能因为没有考古铁证就直接否定夏朝的存在。

中西方历史研究的最大差异，首先在于中国的信史体系异常丰富，而西方的信史传统则相对较为薄弱。中国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信史，甚至野史的数量与内容也非常庞大，许多野史中所记载的事件和人物虽然需要仔细辨析，但其中确实包含了大量真实的历史材料。相较之下，16世纪之前的西方几乎没有正统的信史，很多古代事件的真相已不可考，考古学便成了他们了解历史的主要手段。由于信史的缺乏，再加上考古学的局限性，西方今天所呈现的古希腊、罗马帝国的历史，虽然逻辑严谨，时间地点明晰，但其中很多内容显然经过了加工与重构。

中国的信史则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它不仅延续了数千年，而且体系庞大、完整，堪称世界之最。因此，考古学并非我们了解历史的唯一手段，像《史记》《左传》《尚书》等古籍，便是我们理解上古历史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尧、舜、禹之后的历史，信史已经足够清晰，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正是由于中西方在历史研究基础上的差异，考古学在两者的功能也有所不同。西方的考古学更多是为了“发现历史”，而中国则更多是在“证经补史”。中国的信史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构建起了历史框架，考古学的主要作用在于验证和补充那些尚未记录的历史部分，例如三星堆文明等一些尚未在信史中有所记载的上古文化。因此，考古学在中国的作用并非完全排他，而是与信史相辅相成。

所谓“信史”，指的是按照严谨的时间顺序、空间背景来进行记载，尽量做到“直言”不讳。它的可信度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大致可信，尽管某些细节可能会有偏差。因此，即使有时史记中的某些细节被推翻，也是历史研究中的正常现象。比如，《史记·夏本纪》并非司马迁凭空编造，而是基于先秦史料进行的整理，尽管其中可能有部分史料已经遗失，也有一部分史料他并未采纳，例如《墨子》中的“禹征三苗”一事。问题在于，这些记载是否具有足够的可信度，尤其是《夏本纪》等是否可以信赖？

这里不妨举一个不太恰当但可以说明问题的比喻：假设张三的家谱中记载了众多祖辈，其中最早的高祖名为“张某”。虽然张三找到了曾祖父及以下的墓地，但由于年代久远，墓碑简陋且没有名字，导致他无法确认高祖的墓地位置。这时，张三是否能够因为找不到高祖的墓而质疑高祖的存在？显然不能。

《史记》就像是中华民族的族谱，其中记录的历史脉络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以《殷本纪》为例，它所记载的商朝世系与甲骨文所印证的基本一致，甲骨文的出土进一步验证了《殷本纪》的可信度。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夏本纪》的记载也应当是可信的。更为关键的是，在没有任何确凿的考古证据推翻夏朝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轻易否定信史的记载，尽管对于某些细节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夏朝自称是否叫“夏”。

虽然考古学尚未能找到夏朝的“自证性”或“他证性”铁证，但当前的考古发现并没有否定《史记》对夏朝的记载，反而提供了进一步支持。例如，有三件重要的考古发现，能够为信史中的夏朝事迹提供佐证：

首先是“禹征三苗”的记载。位于洛阳涧西区的王湾遗址，距今约4000年，靠近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文化层次明显的遗物。在湖北天门的石家河文化遗址，同样在约4000年前遭遇大规模毁灭，21座城池几乎同时被摧毁或弃置，紧接着王湾文化开始取而代之。这与《史记》中关于大禹征伐三苗的描述相吻合，表明王湾遗址的文化灭亡与“禹征三苗”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其次是关于“夏启之居”的问题。根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夏启之居于黄台之丘，著名学者丁山认为这一地点位于今天的郑州市新密市和新郑市之间。考古学家在新密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遗址——新砦遗址，这一遗址的规模及出土的高规格文物，显示出它是一座典型的都邑性城市。这一发现可能就是《史记》中所提到的“夏启之居”。

最后是“夏都斟鄩”的问题。史书记载夏桀以斟鄩为都城，唐代《括地志》提到，“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在河洛地区的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了具有“王朝气象的广域王权的都邑性城池”。这一考古发现与《括地志》的记载高度契合，也进一步支持了信史中夏朝都城斟鄩的存在。

除了这些，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很多与史书记载相符的证据，诸如时间、地点、事件等的巧合，虽然不能直接推翻西方学者的质疑，但也足以表明信史中的夏朝记载并非空穴来风。

与之对比，至今没有考古证据能够推翻信史中对夏朝的记载。尽管考古学尚未找到直接证据证明夏朝的存在，但它也没有找到能够否定夏朝存在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当前的考古成果在某些方面反而印证了信史中关于夏朝的部分记载。

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否定夏朝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史记》中的夏朝记载。因此，直到今天，任何对夏朝存在的否定都无法成立。

西方学者之所以否定夏朝，可能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不够深入，或是对中国传统信史的理解存在偏差，甚至有些学者可能出于某种偏见或其他隐含目的，故意要求提供考古“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