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嬴政二十六年（公元221年），随着齐国的灭亡，秦国终于实现了统一，整个华夏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格局。这个刚刚建立的帝国面临着无数的挑战和复杂的事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嬴政召开了多次会议，与大臣们一起商讨国家大计。在这些讨论中，除了明确“皇帝”这一头衔、确定“朕”这一称谓外，秦国还制定了一些关键政策，如车同轨、度同制、书同文等。同时，国家的制度选择也成为了讨论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在分封制与郡县制之间的选择。

众所周知，秦始皇最终否定了丞相王绾提出的分封制建议，采纳了李斯提出的全国推行郡县制的方案。那么，这一决策是否是明智的呢？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一决策是秦始皇的重大失误。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其中的原因。

根据《史记》的记载，丞相王绾曾提出以下三个关键问题：第一，六国已被征服，但仍然存在着复国的企图，秦国的根基尚不稳固；第二，燕、齐、荆等地远离咸阳，秦朝难以有效治理；第三，对于这些偏远地区，不应急于推行分封制，而是应当分封自己的亲信以确保稳定。王绾建议分封诸子，以保证边疆的安定。

尽管史书中对王绾的记载寥寥无几，但他却被严重低估了。在推行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等政策时，王绾与隗状是重要的丞相角色，而李斯当时仅为廷尉。因此，作为一名执政超过十年的王绾，必然对权谋有着深刻的理解，不可能没有远见。当他和隗状认为分封制是必需时，而且“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这个决策显然并非空穴来风。

然而，李斯坚决反对分封制，指出以周朝的历史为例，分封制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因此全国推行郡县制，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潜在的纷争，“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李斯的说法在当时显得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而支持分封制的意见相对较少，理应慎重考虑，但秦始皇却没有对多方意见进行深入讨论，而是迅速采纳了李斯的提案，决定推行郡县制。

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秦始皇的这一选择并非完美无缺，甚至存在明显的失误。

首先，扶苏和胡亥的两番话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嬴政三十五年（公元212年），秦朝发生了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大批士人遭到处罚，并且大规模的罪犯被流放到边疆。公子扶苏曾上书劝谏，提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意味着尽管秦朝建立已有十年，但民心依然未能完全归附。而在胡亥元年，胡亥与赵高商议时也表示：“黔首未集附。”这意味着，经过多年征战，百姓的心依然未能真正归附秦朝。

六国的贵族虽然已被消灭，但他们并不甘心亡国，依然抱有复国的梦想；而百姓则关心自己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如果秦朝建立后，百姓的生活没有实质性变化，那么他们自然无法心甘情愿地归附秦朝。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无疑是土地制度的问题。历史上，像周勃、韩信、陈胜等人物，正是因为没有土地或土地被剥夺、兼并，才最终成为了起义的领导者。因此，陈胜吴广的起义才能迅速得到广泛响应。

其次，秦朝在吏治方面的严峻问题也揭示了其治理的缺陷。秦始皇征服六国后，必须依赖六国的官员来管理地方。然而，除了顶层军政领导外，秦朝的大多数官员都来自六国，甚至在后期，军政一把手也是六国出身。例如，沛县和会稽郡的地方官员，原本应该忠诚于秦朝，但实际情况却是，许多地方官员与反叛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胜吴广起义后，沛县县令与萧何、曹参等人商议起义事宜，而会稽郡的郡守殷通则与项梁、项羽等人暗中接触，最终联合反秦。这些地方官员对秦朝的忠诚度极低，甚至不少地方官员与反叛势力合作，严重削弱了秦朝的地方治理。

通过这两件事可以看出，秦朝在六国旧地的治理存在明显问题，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局势几乎失控。尽管秦始皇和李斯等人有很高的威望与智慧，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依然未能有效掌控地方，反而出现了更严重的失控局面。

如果当时秦始皇采纳王绾的建议，在这些偏远地区实施分封制，那么可能会改变局势。如果分封的亲王能在这些地区形成有效的治理，解决土地和吏治问题，那么即便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起义，也难以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反叛的规模也许会大大缩小，最终可能不会有如此大的波动。

总的来说，虽然全国推行郡县制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能够消除未来的内乱，但它并不一定适应当时秦朝的实际情况。因此，王绾的建议或许更具智慧，而李斯的提案则可能带有拍马屁的成分。秦始皇在这一关键决策上的失误，导致了秦朝在地方治理上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影响了其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