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的童年并不富裕，但从小养成了坚韧的性格。长大后，他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并且参加了备受艰难与危险考验的抗美援朝战争。王洪文的运气似乎非常好，尽管在朝鲜战场上担任的是阵亡率极高的通信兵，他却从未受过任何轻伤，侥幸逃过了许多生死的考验。

退役后，王洪文被安排到上海的国棉十七厂工作，起初仅是一名普通的保全工，负责厂内的安全事务。然而，他凭借着踏实肯干的态度以及与众不同的工作能力，很快从一个普通员工晋升为厂里的保卫干事。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王洪文开始积极参与上海的政治斗争，并组织成立了“工总司”，在上海掀起了震动一时的“一月风暴”等夺权事件。他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也成功地被任命为副主任，成为了当时上海局势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1972年，王洪文被调往北京。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并不长久，很快他便开始参与“十大”相关的筹备工作，这一过程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名叫萧木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也被调到北京，参与同样的工作。这个颇具才华的写作组成员在王洪文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十大”的圆满结束，萧木留在了北京，成为了王洪文的私人秘书。

萧木在上海时，曾是市委写作组的核心成员，深得组织的信任和重用，尤其擅长撰写各类文稿，是组内的“笔杆子”。在王洪文的日常工作中，萧木不仅提供了许多文稿上的帮助，还耐心地辅导他加强文化学习。王洪文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他的童年时期只是短暂地在私塾学习过三个月，参军后更是没有多少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直到复员后，他才通过夜校取得了初中毕业文凭。王洪文对萧木的敬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更因萧木的耐心辅导，每次见面时他都恭敬地称萧木为“萧老师”。

随着王洪文逐渐步入仕途，他变得越来越喜爱享受豪华的生活，尤其是在饮酒上，他常常会喝得酩酊大醉，完全没有节制。作为王洪文身边的秘书，萧木无疑成了他的“见证者”，亲眼看着王洪文如何陷入无尽的纸醉金迷。尽管如此，萧木对这种行为非常反感，尤其是那些宴会中的荒唐举止，因此他几乎不再参与王洪文的宴席。直到1975年农历新年的大年夜，王洪文决定再次大肆吃喝，他特别邀请了萧木随行。因为是过年，萧木也没再拒绝，跟着王洪文出席了这场饭局。

这次的宴会却与以往不同，众人明显有意要灌醉王洪文，他们不断地劝他喝茅台酒，甚至将酒泼到他的身上。眼看着王洪文处于这种失态的状态，萧木心情极为沉重，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事实上，王洪文办公室的几位工作人员早就商量过，让萧木以“老师”的身份劝王洪文少喝酒、少参加宴会。但是，萧木之前并未认真对待，直到这一晚的饭局后，他决定与王洪文深谈一番。

王洪文对萧木的尊重由衷而真挚，两人长时间交谈了三个多小时，然而结果并不如萧木所希望的那样。王洪文坦言：“你不了解我的处境，我有我的困难。”接着他向萧木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原来他将大吃大喝视为一种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拉拢他人，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和地位。

尽管王洪文有这样的理由，但在萧木看来，王洪文已经是国家副主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完全不需要通过这些方式来获取支持。过度的吃喝不仅会给他个人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更有可能使他逐渐堕落，失去对自我行为的控制。尽管萧木提出了严肃的警告，但王洪文并没有将这些意见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维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毛泽东去世后，王洪文加快了自己的政治步伐，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夺权计划，发布指示要求各地迅速向他报告重要情况。

幸运的是，时任中央领导的华国锋等人未曾放松警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反击，成功打破了王洪文及其同伙的阴谋，及时将“四人帮”彻底瓦解。最终，作为“四人帮”的重要成员之一，王洪文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无期徒刑，受到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