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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七日，北宋御前会议上对当前局势作出了一个清晰的判断：宋军20万，金军6万，兵力对比为10:3。这个判断不仅准确，而且显得非常保守，甚至可能低估了宋军的实际优势。然而，单凭数量上的优势并不意味着战争的胜利。

比如，河北路兵马钤辖李侃曾带着2000兵力和金人的十七骑作战，但却惨败。十七名装备精良的女真骑兵在河北磁州击败了2000名宋军，胜负比例约为1：118。这不仅仅是战损比，宋军死伤惨重，射死、砍死、甚至自相践踏的情况发生得非常严重，几乎一半的伤亡。而金军十七骑则完好无损。这一战发生在靖康元年二月，地点是河北磁州，展现了宋军和金军之间的巨大差距。

这个战斗凸显了一个关键问题：数量的优势并不能弥补战斗力的差距。如果单纯依靠人数来压制敌人，那么女真根本不可能灭辽，更不可能一路打到汴京城下，威风凛凛。然而，汴京与磁州不同，局势也因此大为不同。

汴京的情况就有了转机。在汴京城下，宋军不仅人数占优，而且还占据了地理和战略上的优势。只要宋军能够合理利用这一优势，金军的东路军便有可能在黄河处被彻底击退。

首先，谈谈双方的战力。虽然十七骑能战败2000人，比例为1：118，但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而靖康年间的襄邑之战中，百余名女真骑兵曾与宋军作战，宋军虽然人数达1万，但仍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自乱阵脚，溃不成军，胜负比例为1：100。但要具体分析问题，战力差距就在于：女真骑兵装备精良，战术灵活，而宋军则在装备、士气和战术上都远不如对手。

如果进一步看汴京下的金军，它们并不是装备精良的女真重骑。沈琯描述说，金军只有5万人，而能打仗的仅有1万，真正精锐的是斡离不的两千骑兵和郭药师的常胜军的三千骑兵，剩下的步兵几乎都是炮灰。东路军大约有三万兵力，过黄河的仅一半，实际战斗力远低于预期。

而宋军方面，西军在正月二十一日到达汴京，这支部队是北宋战力最强的部队。西军历经战火锤炼，士气高昂，一到汴京，立即提升了宋军的整体战斗力。其他赶来的援军，也都不是一触即溃的庸军。

接下来谈规模问题。虽然十七破两千很辉煌，但毕竟只是单场战斗。金军与宋军的对抗则不同，必须视为一场战役。战斗拼勇气，而战役则考验谋划。谁先上，谁后上，谁冲锋，谁迂回，这些因素比单纯的勇气更为关键。金军若想凭一个冲锋击垮20万宋军，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金军有6万人，但20万宋军的规模巨大，战场上充满了复杂的变化，金军很难一举打垮。

汴京周围的金军营地设在西北，而宋军则在东北和西南部署了两支援军。金军实际上被两支宋军援军包围，根本无法从正面突破。战场的时间尺度也非常关键，金军粮草消耗巨大，而在长时间的围城战中，它们的撤退压力会越来越大。

此外，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也不在金军一方。金军远离后方，深陷敌后，天时已失；汴京背后是黄河，前方是坚固的城墙，地利也不占优势；而汴京内外几乎全是敌人，根本谈不上人和。而宋军的优势，则完全是金军的劣势。

最关键的还是李纲提出的战略战术，堪比周亚夫平灭七国之乱的绝妙布局。首先占领黄河渡口，切断金军的后路；其次反包围城下金军，但围而不打，拒绝决战；再者，分兵河北收复失地，断绝金军的归路；最后逼迫金军交出割地誓书，再迫其北撤，最终在黄河渡口全歼。

可以说，李纲的计划无比精准，几乎是为全歼金军量身定制的。而汴京保卫战，北宋相当于掌握了最强的牌局。

然而，事情却没有按照预想的走。北宋朝廷内的权斗和政局混乱，最终导致了局面的错乱。在关键时刻，种师道和李纲被安排分别指挥城外和城内的军队，形成了两股分散的力量。北宋在关键时刻，居然做出了如此割裂的指挥决策，这种“分头指挥”在战争中几乎等于自毁长城。

为什么北宋会作出这种荒谬决策？因为朝廷的决策层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宰执们和皇帝都无法做出果断、统一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北宋庙堂的无脑操作最终导致了局势的崩塌。李纲刚刚上任便被削权，种师道虽然能识时务，但却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而其他将领的配合度也极为低下。每个地方的将军都不愿听从其他地方将领的指挥，甚至连内部的西军也在这种权力斗争中犯了错误。

种师道虽然识破金军围城的伎俩，立即开放城门，但却始终未能得到朝廷和其他将领的支持，战场局势逐渐变得复杂。与此同时，姚平仲和他的部队背叛了指挥，偷袭失败，逃离战场，导致了军心大乱。李纲和种师道被迫承担责任，但由于庙堂的主和派压制，他们的指挥权力被削弱，最终错失了最佳的反击机会。

结果就是，金军在经过数日围困后撤退，而宋军却未能实现有效的追击，最终眼睁睁看着金军满载而归。

这就是第一次汴京之围：一个东北的金军轻松穿越华北平原、横扫宋军防线，最终敲诈成功，带着大批金银返回。而宋朝的高层则在决策和执行中犯下严重错误，导致了局面的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