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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不足，开始推行“就地筹款”政策，尤其在20世纪初，通过“就地筹款”推动各省的新政。这一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地方利益的膨胀，督抚的权力进一步增强，导致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锐。

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一方面，清朝的中央政府处于衰弱状态，地方势力逐渐扩展；另一方面，虽然中央集权，尤其是皇权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形势已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正如20世纪初一篇评论所指出：

“政府虽有权命令，但如果命令与时局不符，地方官员可以公开抗命，中央政府也无可奈何。即便迫于命令而勉强执行，但由于地方势力强大，往往只能表面应承，暗地里阳奉阴违，中央无力干预，显示出政府的无权。而督抚虽有权力，但每一项行动都需要请示中央，且往往因为与中央决策不符而被拒绝执行，甚至连地方官员在执行命令时，也可以暗中抵抗，导致中央的权力几乎失效。”

这种局面表明，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冲突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中央政府无法恢复其权威，地方事务也因中央的限制无法顺利发展。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成为当时政治改革的迫切需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清政府在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权力衰退，和其体制的落后以及无法及时变革有着直接关系。财政权的下放与清政府统一的财政体系缺乏适应性密切相关，而地方财政制度的形成，尤其是外销制，也源自于户部职能的僵化；军事权力的下移，则源于军事体制的落后与腐败，使得清朝的军队缺乏足够的战斗力。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其编著的《中国的现代化》中提到：

“对于后发型外源现代化国家来说，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可以更好地协调力量，调动资源，从而推进现代化进程。”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变。能否实现中央体制的创新与改革，是否能够有效利用原有的中央集权资源推动现代化，成为决定中国能否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同时也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

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了督办政务处，正式启动了新政改革。

这次改革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进行。首先，各省的新政开始实施，涉及到练兵、修建铁路、兴办学校、推动工商发展等多个领域。然而，这些改革很快暴露出地方实施不均衡的问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协调困难，最终迫使清政府开始着手调整中央体制。

因此，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起，新政不仅扩展到各省，还进一步深入到中央行政机构的调整层面：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3月，清政府上谕：“国家之立足，端在理财用人。时局艰难，财力匮乏，国家与人民皆受其困扰，若非从根本上策划，并根据时局变化进行改革，财政难有起色。”

随即，清政府派遣庆亲王奕劻和瞿鸿机负责财政事务，与户部一起认真整顿财政。

同月，政府又下令成立商部，推动“通商惠工”，认为“自古今之治国要政，均离不开工商发展，然而旧有的观念认为工商是附属事业，国计民生渐渐贫弱，亟需变革。”

十月，政府发布命令：“既然各省的军制不一，且训练器械各自不同，需在京师设立专门的汇总机关，及时检查督练，以期使军制整齐，提升国防力量。”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9月，政府又下令成立巡警部，旨在加强巡警的管理和领导。

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迅速推动了对各省新政的领导和协调，加强了中央对地方事务的控制。

接下来，在财政方面，光绪二十九年12月，户部提出整顿财政章程，要求严查各省的资金收支、税收等，并特别指出，所有新增的财政收入，应当全部用于军事费用。户部也加强了对各省铜元铸造的监管，提出了严格的统一管理措施。

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并未顺利实施。特别是在铜元问题上，各省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最初，为了解决钱荒，清政府允许各省铸造铜元，然而由于铸造的铜元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地方督抚开始依赖铜元余利来解决财政问题。像福建和广东等地，铜元的余利几乎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为了收回对铜元的控制，清政府试图限制其流通，但各省仍旧因铜元的利润而不满。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允许铜元在市场上流通，但限制了各省铸造的数量，然而这并未平息地方的反抗，督抚们纷纷上书抗议。

在练兵和工商改革方面，清政府同样面临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商部和练兵处的相关举措，被地方官员视为对其权力的侵犯。例如，袁世凯在讨论铁路建设时，明确指出商部不应参与地方的具体行政事务，而应由地方政府掌控，认为过度集中权力会导致行政混乱。

而在军事改革上，一些地方督抚坚决要求保留原有的兵制，特别是在湘军、湖北的旧兵制等问题上，地方政府和军队的传统地位让中央很难强行推行统一改革。

尽管清政府的改革在名义上进行，但由于地方利益的强大，中央的改革未能有效落实。地方的独立性和中央的无力干预，使得原本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措施屡屡受阻。

1906年，清政府提出“预备立宪”，再次尝试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一改革更深入地触及到了封建专制体制的各个方面，不仅涉及皇权，还牵扯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在这一阶段，关于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争论愈加激烈，最终，地方与中央的冲突通过武昌起义等事件白热化，导致清朝体制的彻底崩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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