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清朝最为富贵的官职，许多人首先会想到户部尚书、两江总督和江南织造。

首先，户部掌管全国的财政与国库，负责的是资金的调拨与分配，处理财政收支的账目，实际上，户部的工作就是确保财政资金的正常流转。而且，作为朝廷最受瞩目的部门，户部的管理无疑是受到严密监控的。户部尚书肩负着沉重的责任，也没有太大的空间进行私利操作。因为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轻易犯下侵吞国库的巨大错误。

而两江总督，掌管着江苏（包括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政事务，这些地区素有“江南富庶”之名，是清朝的财政重地，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财政任务。尽管两江总督有一定的私利空间，能够享受奢华的生活，但也受到众多制约。因此，虽然可以暗中谋取些许额外收入，生活较为优渥，但与真正掌控大量资源的官职相比，依然算不上顶级。

另外，江南织造负责的是宫廷和官用的各类纺织品，在江宁（即今天的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地设立织造局，管理着庞大的宫廷需求。由于江南织造是隶属于内务府，这一部门一直由皇亲贵戚担任，内务府的监管非常严格。所以即使这项职务本身资金流动较大，也不可能随意乱花，而是需要依据国家预算，并且江南三织造本身也有创收任务，需要通过经营工厂来创造利润。曹雪芹家族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们曾世袭江南织造，但因创收能力不足并卷入政治斗争，最终家族破产。

那么，清朝最富有的官职究竟是谁呢？非河道总督莫属！

河道总督是负责河务的最高官员，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枯燥的职位，涉及的主要是河道治理和维护，听上去就像一个纯粹的“清水衙门”。然而，掌管的资金之庞大却出乎意料。黄河的水文状况变化无常，历史上更是频频决口改道，这就导致河道治理工程的规模非常庞大，投资也极为可观。加之河务工作复杂，长期而持续的投入显得更为必要。实质上，河务便成了一个“无底洞”，投入巨大且效果难以短期见效。

康熙年间，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逐渐增长，清朝每年大约有一千三百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除了官员薪俸等基本支出外，剩余的白银都进入国库。而在面临战争、灾难或河务等突发性支出时，便从这部分收入中拨出。康熙帝在位后期，特别重视黄河治理，投入了数百万两白银用于河道的治理。这也在电视剧《天下长河》中有着充分的表现。

到了道光年间，尽管漕运与河务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依然每年要投入数百万两白银用于河防工程。例如，仅是东河与南河的修缮，就需要投入上百万元的银两。道光时期的年均支出，甚至可以达到四五百万两白银。与其他官员相比，河道总督拥有着远超常人的财力。

清朝文官的薪资相较于河道总督的支出，显得微不足道。一品官员的年俸大约为银180两，而河道总督每年支配的资金数百万两，远远超过任何其他职位的财政收入。

这一职位的高收入却不需要创收任务，无疑是极为优越的待遇。也正因如此，许多河道总督在权力的庇护下，大肆挥霍，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比如康熙年间的河道总督赵世显，曾与里河同知张灏比拼豪华宴席，灯光的数量达到上万盏，奢华程度让人咋舌。晚清时期，河道总督的奢侈程度更是到了极致，曾有文人记录道光年间南河总督宴席上的奢华菜式，甚至一场酒宴可以持续三天三夜。

从清朝的官制来看，河道总督的职位在漕运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漕运与河务息息相关，只有保持河道畅通，漕运才能正常运作。也因此，河道总督被赋予了极大的行政与军事权力，负责河道的维护、堤防的保护，并且拥有一支专门的武装力量。

这个职位不仅仅是行政职务，还是一个综合性的职位，集行政、军事、监察等多种职能于一体。而且，河道总督往往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受其他中央部门的直接干预。也正因如此，河道总督的地位可见一斑，权力和财富的集中也让其成为了朝廷内部监管的重点。

然而，河道总督的职位并非铁板一块。首先，由于河务涉及到众多专业领域，包括水文、气象、地理等，人才极为匮乏。加之河道治理需要长年累月的投入，而短期内效果不显，因此常常面临外界的批评与压力。其次，河道总督的职位因为其权力过大，往往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工作不力，或者有腐败行为，便会遭到严厉的追究。历任河道总督中，许多都因失职或腐败被降职、免职或入狱。

举例来说，清朝的首任河道总督杨方兴，虽然有过治水的贡献，但因在任期间被指徇庇而被降职。更有如张鹏翮、靳辅等名将，虽然治河有功，却依然逃不过朝廷的问责。即便是功勋显赫的总督，也难免在这个高风险职位下波动不定的命运。

总的来说，河道总督这个职位充满了财富与权力的诱惑，但也充斥着腐败与风险，堪称清朝官职中的“肥缺”与“高危”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