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得意满
公元757年,唐军在香积寺、陕东和洛阳三地接连击败了安史叛军,成功收复了两京。与此同时,河北的李光弼也不断在叛军后方进行骚扰,打乱了他们的后勤。接连的失败让安史叛军内部的矛盾逐渐暴露,特别是安庆绪在父亲死后继位,虽然他通过血腥手段稳固了自己的权力,但却始终难以得到部下的忠诚。此时,史思明,作为叛军的二号人物,出于对安庆绪的不满,最终选择背叛,投降了朝廷。
此时的唐肃宗李亨信心大增,甚至有些飘然自得。758年,他为了彰显自己重塑天下的雄心,特意更改了年号为“乾元”。然而,这种过于自信的态度很快遭遇了反噬。史思明的投降,表面上看似一场胜利,但很快史思明因与安庆绪的权力斗争而再次反叛。他背叛朝廷的理由源自于他与安庆绪的矛盾,尤其是在安庆绪派遣的监督者安守忠和李立节被史思明处决后,史思明坐拥河北13郡和13万大军,企图自立为王。然而,朝廷不容许这种局面,于是派遣了监军前去监督。史思明毫不犹豫地将监军杀害,再次背叛了朝廷。
骚操作不断
唐军在短短几个月内,收复了关中和河南的大部分城市,诸军纷纷越过黄河,准备直接攻入安史叛军的老巢,彻底铲除这一叛乱势力。唐军此时形势大好,气势如虹,然而,这样的轻敌态度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如果邺城之战唐军能够顺利胜利,历史书中的描述必然会是“军威赫赫,气吞万里如猛虎”。
然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肃宗李亨的政治操作让整个局势发生了剧变。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他决定召回太子李豫。李豫在前线与大唐最强军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尤其是与回纥的叶护太子关系甚好,这让他成为了前线的关键人物。尽管李亨对太子极为信任,甚至称自己“不如广平王(李豫)”,但唐代皇帝对太子的猜忌早已成了传统。于是,他决定将太子召回长安,而前线的战争显然太过危险。
此外,唐肃宗将自己十分信任的太监鱼朝恩任命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协调各路军队的运作。让一个不懂军事的太监担当如此重要的职务,结果可想而知——各路大军之间的沟通严重受阻,甚至出现了互相扯皮和配合不力的局面。更为荒唐的是,唐军竟然没有设立总指挥。20万大军分成9路,尽管士气高昂,但由于各部队的指挥混乱,原本在兵力上占优的唐军最终陷入了无序的状态,无法形成有效合力。
大军云集
759年2月,唐军集结了郭子仪、李嗣业、李光弼、许叔冀、鲁炅、仆固怀恩等大将,总兵力达到20万。此时的安庆绪仍在邺城坚守,手下大约有7、8万部队,但他已经无法支撑更长时间。唐军的策略是围困邺城,等待叛军粮草耗尽,然而,在此过程中,唐军却开始了工程建设,修筑攻城器械,并开掘漳水,准备用水淹敌。这一策略本应稳扎稳打,但内部的矛盾和动摇却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安庆绪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向史思明求援。尽管史思明和安庆绪有深仇大恨,但为了自己利益,他最终还是带着精锐部队南下,准备营救安庆绪。此时,安史叛军的兵力加起来已接近20万,战斗力丝毫不亚于唐军。面对这种局面,叛军的战斗意志也达到了极高的程度。
史思明的冒险
史思明南下后,打破了唐军的后勤线,利用唐军指挥上的混乱,派遣骑兵小队频繁骚扰唐军的补给线,使得唐军的后勤线压力巨大。这一策略为史思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唐军虽然在战场上占有优势,但由于指挥不一,各部队之间缺乏协调,叛军逐步扭转了局势。
史思明还通过巧妙的侦查与骚扰,成功找到了唐军指挥体系的漏洞。通过袭扰粮草,唐军的后勤线陷入了瘫痪。与此同时,史思明的部队不断增加对唐军的威胁,令唐军陷入了困境。
决战
唐军决定迎战史思明,放下了围困邺城的任务,重新调集大军在漳河以南与叛军决一死战。郭子仪指挥一部分部队布阵于万金驿,而李光弼则带领另一部分部队驻扎在韩陵。双方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史思明背水一战,战斗的激烈程度让唐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唐将鲁炅在战斗中不幸中箭战死,唐军的损失惨重。
然而,在这场战斗中,回纥骑兵的表现远不如预期。原本威猛的回纥骑兵竟被史思明击溃,甚至在回纥军战败时,仆固怀恩为了公报私仇,直接射杀了监军吴思礼。此事让郭子仪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他怀疑仆固怀恩是否背叛,但却无法做出决策。
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唐军出现了严重的指挥混乱。李光弼和郭子仪两路大军各自为战,互不知晓对方的情况,这直接导致了叛军逐步占据了上风。更糟糕的是,一场沙尘暴突然袭来,遮蔽了战场视野。郭子仪和李光弼判断形势不妙,果断决定撤退。唐军的撤退让叛军意外获胜,史思明得以解围,成功解救了安庆绪。
唐军的败北
唐军虽然在这一战中并没有损失太多兵力,但随军的辎重、军马和攻城器械几乎全被叛军拿走。这次失败不仅让唐军失去了继续作战的物资,更加剧了他们在河北的控制力减弱。原本意图一举平定安史之乱的收官之战,最终变成了兵败如山倒,唐朝的战略布局和军队协调的巨大失误,导致了这一战的惨败。
这场败局的根源,正是在于唐肃宗的政治平衡和内部权力斗争。他的决策让太子李豫和郭子仪失去了独立指挥的空间,最终让唐军失去了胜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