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困扰自己的问题。当时，他身兼多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同时还担任总参谋长，工作繁重得难以想象。面对这些沉重的职责，他并没有推辞，而是认真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便能力再强，一个人也无法在如此多的岗位上同时表现出色。邓小平认为，国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自己应当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上，而将总参谋长的职位交给他人处理。

中央领导虽然知道邓小平的请求是出于真诚，但考虑到这一决策的重大性，迟迟没有作出决定。直到1979年6月，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一贯精力充沛的邓小平也感到力不从心。根据邓小平女儿的回忆，邓小平那时常常邀请身边的人到家里打桥牌，借此放松身心。尽管打牌看似是一种娱乐，但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成了唯一能暂时脱离公事、恢复精力的方式。在此情境下，变革悄然开始，最终中央决定不再让邓小平兼任总参谋长。

那么，谁将接替这一重要职务呢？这一问题迅速成为军界关注的焦点。那时，大家普遍认为，长期协助邓小平处理总参日常事务的杨勇，理应成为接任者。1977年，杨勇已经担任副总长和总参第三书记，行政和党内职务仅次于邓小平和杨成武。然而，杨成武那时负责福州军区，虽然地位重要，但实质上并未参与总参的具体工作。杨勇因此成为了邓小平在总参工作的得力助手，外界普遍认为他将成为总参谋长的接班人。

不过，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78年6月，杨勇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大家原本以为，作为军方的重要人物，铁托一定会与杨勇会面，但出乎意料的是，铁托并没有接见杨勇。原因在于，南斯拉夫方面认为杨勇的副总长职务不够高，不符合会见的标准。杨勇却没有因此生气，反而表示：“我们事先没有告知，而且我确实只是副总长，不能强求对方如何。”这个小插曲表明了杨勇的谦逊和宽容。随后，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来访中国时，邓小平亲自接见了他们，并让杨勇全程陪同，最终南斯拉夫方面也为此向杨勇道歉。

这段插曲虽然不大，但却仿佛为杨勇的接任之路埋下了伏笔。1979年11月，杨勇即将接任总参谋长似乎已成定局。张震将军回忆称，当时军委领导找他谈话，表示由于杨勇长期担任指挥职务，缺乏参谋工作经验，建议张震出任副总参谋长，协助杨勇工作。张震将军作为有着丰富参谋经验的老将，欣然同意了这一安排。然而，没过多久，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总参内部对杨勇的看法出现分歧，部分老同志向邓小平反映情况。最终，中央军委决定推迟此事，继续考虑更合适的人选。

在这个背景下，军中元老们深入探讨总参谋长人选的意义。开国元帅们的意见至关重要。邓小平与军委常委耿飚商量后，决定请叶剑英元帅发表意见。叶帅不仅决策果断，且眼光独到，他与耿飚讨论了六天，并写了详细的意见交给邓小平。此信内容的具体细节至今未完全披露，但可见其中的谨慎与复杂。

邓小平在接到信后仍感到难以决断，亲自去找徐向前和聂荣臻征求意见。两位老帅的意见也并不统一，最终他们也只能给出大致的方向性建议。最终，所有人对总参谋长的人选产生了深刻的讨论，最后的决定却仍没有明确的答案。

此时，一个名字逐渐浮出水面，许世友。许世友不仅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也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厚的军内影响力。特别是在1979年初，他指挥的广西自卫反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展现了他依旧强劲的指挥能力。许世友的表现让人们期待他能成为新任总参谋长。然而，许世友虽然在军中声望很高，但时年73岁，他感到自己已不再适合继续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最终，许世友并未进入总参谋长的候选名单，他选择了退休。

在众多开国将领中，谁能更适合这个重要职务呢？经过一番评估，杨得志上将逐渐被视为最佳人选。杨得志不仅拥有出色的战斗指挥能力，而且在政治、军事上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重要战役中，杨得志始终冲在最前线，从红军时期到抗美援朝战争，再到自卫反击战，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不仅在作战方面屡次立下赫赫战功，还长期担任重要军区司令员，具备了坚实的领导能力。1980年2月20日，经过邓小平等一众老帅的共同商议，杨得志最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杨得志的任命得到军中上下的广泛支持与认同，而杨勇则毫不吝惜地向他表示祝贺。这时，军中的一场小插曲发生了。就在杨得志接任总参谋长后不久，杨勇在京西宾馆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晚宴，邀请了总参的新老成员及其家属。宴会上的气氛本应轻松愉快，但中央纪委的黄克诚却因宴会地点的选择而指责他们不够谨慎。黄老对此表示了明确的批评，而杨勇和张震则笑着解释并道歉，最终将宴会费用由自己承担。此事件也再次提醒了大家，保持党风廉政是所有领导必须时刻注意的细节。

杨得志到任后，立即着手对总参的工作进行调整，明确分工，使得各个部门和职责更加高效运转。同时，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军队的裁军与精简工作也在总参的领导下展开，成为中国军事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历史时刻，杨得志不仅承担了重任，还深刻影响了中国军队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