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与意义无可置疑，他的革命精神和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深远影响。然而，尽管他为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的伟大事业却未能亲眼见到成功，最终未能完成他未竟的历史使命便匆匆离世。

孙中山去世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为他献上了一副深具文采和深意的挽联，成为那时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1924年12月，孙中山抵达天津，已是身体严重虚弱，身患肝病，整个人显得十分疲惫。抵达天津当日，段祺瑞派遣许世英和叶恭绰前来迎接，然而孙中山对此感到愤慨，严厉批评道：“我在外努力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然而你们却在北京继续尊重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如何能理解？你们只图升官发财，害怕那些外国人，反而来欢迎我？”这番话充满愤怒，显示出孙中山对当时政局的不满。

当晚，孙中山的肝部剧痛加剧，最终使他从此卧床不起。31日，他勉力扶病前往北京。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从广州迁往北京，但此时孙中山的健康状况已经急转直下，医生诊断他全肝坚硬如木，确诊为肝癌，治愈无望，病情已经无法挽回。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辞世，享年59岁。全国上下为失去这位伟大领导者而感到无比痛心，至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追悼仪式。孙中山去世后，来自各界的挽联纷至沓来，以寄托人们对这位革命先行者的怀念和敬意。据孙中山国葬纪念委员会编辑的《哀思录》显示，从孙中山去世到4月1日，北京治丧处共收到了约五万九千副挽联。而从海内外送来的挽联数量甚至高达十万副，覆盖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广泛人群，包括党派领袖、社会名流、失意政客、军阀、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等，甚至连曾经的敌人也纷纷献上挽联。

这些挽联大多文笔生动、内容丰富，充满了情感的张力，充分表现了悼念者的悲痛之情。艺术上，挽联的形式既庄重典雅，又充满创意，使用的典故恰到好处，令人在悼念之余也感受到一种文化的深沉和历史的厚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陈炯明也送来了一副挽联。虽然许多人建议拒绝接收，但治丧委员会最终还是决定收下这副挽联，并将其悬挂在不显眼的地方。挽联内容写道：“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干秋青史在；与故友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这副挽联反映了陈炯明复杂的心境和自我辩解的愿望，毕竟他曾因与孙中山合作，担任粤军总司令等重要职务，后来却因个人利益而反目，甚至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

然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挽联莫过于袁克文所赠。作为袁世凯的儿子，他的挽联成为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最为知名的一副。袁克文深知自己既无法轻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又难以直言父亲袁世凯的过错，因此他在表达悼念时显得格外谨慎。袁克文的挽联写道：“埏遂近明帝故陵，自有江南供俎豆；史迁作霸王本纪，不教成败论英雄。”这副挽联运用了大量历史典故，其中“埏遂”指的是中山陵，而“明帝故陵”则是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孝陵，两个陵寝相距仅1.6公里，互为邻近。第二句提到的“俎豆”则是古代祭祀用具，具有祭奠和崇敬的含义，整体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细细品味，这副挽联虽然表面上是在歌颂孙中山的历史成就，但却隐含了对他未能成功建立大一统政权的评价。“不教成败论英雄”这一句，意指孙中山的革命未能彻底胜利，事业未完成，而历史最终会给予公正的评判。许多人认为，袁克文通过此联巧妙地避开了对父亲的直接批评，同时却通过历史典故和微妙的言辞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梁羽生等评论家认为，袁克文有意将孙中山的成就放置在“江南”这一区域性概念中，从而低调地贬低其历史地位。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袁克文在挽联中使用“江南”而非“江山”是巧妙之举，既符合其身份，又能传达出微妙的政治含义。作为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在历史与家族责任之间的尴尬境遇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袁克文政治上无心干预，却具有极高的文学才华。他从小便有较强的文学天赋，诗词、书法均出类拔萃，尤其擅长对联。袁克文的才子气质使得他不仅能够在文人圈子里大放异彩，还能在政治挽联中展现出深厚的文学功底。他的这种文化背景和才华，甚至在一些看似风花雪月的生活细节中都得以体现。

尽管袁克文在政治上保持低调，但作为袁世凯的儿子，他的命运却无法脱离家族的阴影。他的一生充满了复杂的家庭和政治关系，在父亲袁世凯的帝制梦和兄弟之间的权力斗争中，他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虽有才华，却未能在历史舞台上留下深刻的印记。最终，袁克文晚年困顿，虽然他一度尝试过不问政事、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但由于身世的缘故，依然被历史的浪潮裹挟，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

袁克文的最后岁月并不安宁，1931年他因病去世，享年仅42岁。尽管他并不热衷于政治，但作为袁家的一员，他的命运无可避免地与家族的兴衰紧密相连。这一切，也许正是历史无法为他提供的最严峻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