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历史中，父子同为朝廷重臣的情况并不罕见，但父子同时担任不同重要职务，尤其是在同一时期担任地方督抚或朝廷重臣的例子却相对稀少。在整个清代历史中，只有两对父子符合这一罕见的情形，一对是王崇简与王熙父子同为尚书，另一对则是杨遇春与杨国桢父子，均为督抚。王氏父子曾被御史特别提及，因此在这里就不再详细阐述，而本篇将重点讲述道光年间的杨遇春父子。

杨遇春与封侯的稀有之路

清代，汉人被封为侯爵的只有17人，数量之少可见一斑。尽管其中有些是清初前明降将，入关后凭借军事功绩获封侯爵，但真正靠军功封侯爵的汉人，能列入其中的仅有几个名字——张勇、施琅、杨遇春、杨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杨遇春便是这份稀有名单中的一员，他的军事生涯更是堪称传奇。

杨遇春出身武举，他的生涯跨越了清朝的盛世与衰退。乾隆晚期，他随福康安参加了多次战斗，并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然而，他真正显赫一时，始于嘉庆初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因屡次战功被授予轻车都尉世职，并实际担任了固原提督。嘉庆年间，杨遇春是最能征善战的汉人将领之一，他的部队——陕甘绿营，也被认为是当时最为强悍的兵团之一。嘉庆十八年，他镇压了天理教起义，获得了“一等男爵”的封号。

道光帝即位后，杨遇春继续立下赫赫战功。道光八年，他擒获匪首张格尔后，被封为一等侯，并实授陕甘总督。陕甘总督的职位一度是清朝内最为重要且不轻易授予汉人的职位，然而道光帝最终给了杨遇春这个机会。

陕甘总督的特殊地位

清代的八大总督中，直隶与两江总督的地位最高，但按任职资格而言，陕甘总督的地位最为特殊。由于陕甘总督涉及的西北边疆防线，朝廷历来对这个职位极为谨慎，尤其是在清朝早期，汉人担任该职位的次数相当有限。康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时，陕西绿营被誉为最为勇猛的军队，因此陕甘一带始终是军事重地。

从清朝的历史来看，陕甘总督的职位，除了极少数几位汉人之外，通常是由满洲旗人担任。这一做法反映了清朝朝廷的一个深层次的考量——陕甘一带如果出现动乱，汉人或许难以应对。道光帝对杨遇春的信任，既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认可，也体现了朝廷在特殊时刻愿意给与汉人重任的决心。

杨遇春与杨国桢父子同任重职的争议

虽然杨遇春在朝中深受宠信，但他的儿子杨国桢同样也未能免于争议。根据一些史料记载，杨国桢的名字一度被误写为“杨国栋”，但大多数历史学者更倾向于采用“杨国桢”这一版本。杨国桢自幼受父亲影响，走上了仕途之路。尽管他多次参加会试未能考中进士，但凭借父亲的背景，他很早就进入了官场。嘉庆九年，杨国桢考中举人，并于嘉庆十一年任安徽颍州府知府，之后他历任云南盐法道、云南按察使等职务。

作为典型的官二代，杨国桢的起步并不艰难，他不仅在工作上勤勉踏实，还屡次受到朝廷的表彰。道光六年，杨国桢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后来又调任河南巡抚。这时，杨遇春正忙于平定张格尔的叛乱。道光八年，杨遇春凯旋归来，得到了道光帝的亲自接见。在这次接见中，杨遇春请求道光帝批准他在赴任之前，能够抽出时间前往河南，亲自指导儿子在军事上的一些工作，并建议朝廷从陕甘派遣几位善于带兵的将领辅佐杨国桢。

这一请求虽然在父子关系上显得亲密无间，但在官场上却有些越权的嫌疑，因为陕甘总督与河南巡抚的职务并不重合，按理来说，杨遇春并没有权限干涉河南的军事事务。然而，道光帝对此不仅没有反感，反而欣然同意，并叮嘱他要将带兵的经验与心得传授给儿子，为国家培养更多的能臣。这一行为体现了道光帝对杨遇春忠诚与能力的信任，也反映了杨家父子的军事实力。

杨遇春父子与清代忠诚的象征

杨遇春的一生，忠诚与坚毅贯穿始终，他不仅在军事上屡建奇功，也以身作则，培养了杨国桢成为继承者。杨遇春的儿子杨国桢，虽然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家庭，但他依然脚踏实地，稳步向上，最终官至闽浙总督，并在《清史稿》中有着自己的传记。作为父子同为重臣的少数例子，杨遇春与杨国桢无疑是清代历史上少有的“父子同为督抚”的象征。正如史书中所评：“父子继世忠贞，毅然以国事为家事，亦差可仰酬异眷。”

杨遇春的去世，带走了一个时代的英勇与忠诚。道光十九年，他因病去世，其一等昭勇侯的爵位由儿子杨国桢继承。杨国桢不仅延续了父亲的荣耀，还在一生的仕途中获得了不小的政声。

这一父子的故事，至今仍被后人传颂，成为了清代忠诚与家族荣誉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