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在隋朝开始，而在唐朝逐渐完善，其首要功能之一是打破了贵族对官场的垄断，使得“寒门出贵子”成为可能，尽管这一理想在整个唐朝时期依然难以实现。真正来自贫困家庭的人，即便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仍然是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呢？

唐朝是科举制度的发展阶段，进士科成为主要考试科目，同时也有殿武和武举等科目。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士子们成为官场的耀眼之星，备受重视。据《新旧两唐书》和《登科记考》的记载，在唐朝的289年历史中，共有141名状元和830名进士，合计971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971人中有多少来自寒门家庭？这里的“寒门”指的是经济上贫困，政治上前几代都无官职的家庭。

首先看状元。根据《新旧两唐书》和《登科记考》的统计，141名状元中，只有5人来自寒门家庭。然而，这些所谓的“寒门”并非真正的贫困家庭。例如，卢肇、苏检和裴说，他们虽然不富裕，但家庭背景并非完全“寒门”。卢肇来自江西分宜，他的家族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地位；苏检虽然在农村长大，但他的妻子却是一位有学识的女性；裴说原是山西闻喜的裴氏家族后人，虽然后来迁居广西桂林，但家庭背景深厚，都不属于真正的贫困家庭。

再看进士。根据《新旧两唐书》的记载，830名进士中，约70.96%来自士族大姓，共589人；13.13%是小姓，有109人；而仅有15.91%来自寒门家庭，共132人。这132人平均每年只有2.2人能考中进士，显示了贫困家庭的士子们想要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场的困难。严格来说，这些132人也并非真正的寒门，因为他们大多数来自“两代无官的书香门第或名宦之后”。

为什么唐代真正的穷人难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呢？或许《太平广记》中的一则记载能为我们揭示一些真相。有一位名叫张汾的考生在长安参加科举时曾与官员刑君牙交谈，抱怨道：“在京应举，每年当用二千贯文，皆出往还”。这句话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每年需要花费2000贯文（相当于现代的400万人民币）；二是这些开支主要用于人际交往上。考生需要在京城期间送礼拜访达官显贵，才能有机会被推荐，这样一年下来的开销自然不菲。

唐朝的科举制度存在“行卷”和“公荐”的问题，即在正式考试之前，考生需制作卷轴，呈送给显贵和文坛名流审核推荐，如果得到推荐，中举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例如著名诗人王维便是通过岐王和玉真公主的推荐成为状元的。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是“行卷”作品，由诗人顾况推荐，他也因此考取了进士。

由于“行卷”的对象多是权贵显宦，需要考生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与之交往。穷人家的子弟若没有这样的资源和社会关系，就很难有机会被推荐，进而考取功名。考生还需承担长途跋涉、进京赶考的交通费、差旅费，以及长时间在京城的食宿费和书籍、文具的零散花费。这些开销对一般的穷人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总之，唐代的科举制度看似为民众设立，但实际上只有上层和中产阶级家庭受益，真正的穷人家庭依然难以从中获利。唐朝时期，贵族世家掌控了朝政，他们在人才选拔上偏向于内部的贵族体系，并未真正为穷人家庭考虑。在中唐以后，五姓七望重新崛起，并利用科举制度和控制科举权力来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地位。这些贵族家庭不仅适应了科举考试的规则，还利用其社会地位和“朝中有人”的优势，使得他们的子弟更容易通过科举考试，而穷人家庭的子弟想要出人头地的可能性则更加渺茫。

参考书目：《新旧两唐书》、《登科记考》、《太平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