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称魏王，授予九锡，得到的其实是国内政治声望的加持。对他来说，这个称号的意义远超其表面上的权力象征，正是这份权威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助力，帮助他稳固政权、凝聚民心。称王并不算是个过于激进的举动，反而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政治策略。通过这种方式，他的下属不再纠结于“忠于曹”还是“忠于汉”的问题，而是可以更加直接地向他效忠。对于手下而言，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更直接的利益捆绑，从汉朝的臣子变成了魏国的臣子。对于曹操来说，无论是进取还是退守，他都能够得到魏国的庇护，这使得他不再需要为汉朝的规矩束缚自己。因此，尽管外部可能有忠汉派的反对声音，但内部的团结却得到了强化。

在曹操的后期，尽管他有一些篡位的想法，但始终没有完全放开手。他至少在官渡之战之前，还存有“忠臣”的心态，尽管经历了许多背叛和暗杀事件，最终这些遭遇让他渐渐变得心灰意冷，开始更多地保留权力。权力一旦掌握在手中，便很难轻易放手——霍光的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在汉中之战之后，曹操确实再也没有能力进行称帝的操作，我们只能确定在那时他绝对没有登基的意图。但在汉中之战之前，是否曾有过这样的大计，至今也无从得知，毕竟曹操的人性复杂性，至今依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虽然倾向于门阀，但还不至于完全垄断。各地郡国推举人才，中央进行考试，这样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士族的利益。尽管庶族几乎无从涉足，但士族内部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公平性。真正的垄断局面，从曹操到曹丕父子的夺权开始逐渐成形。随着他们加强中央集权，选官的权力也集中在了官僚阶层的手中，地方上的选拔权被剥夺。最终，西晋建立时，官员的选拔几乎都成为了曹魏权力结构的延续。

司马懿与曹操有本质的区别。曹操虽然篡汉，但他迎接了献帝，天下也是他通过战争一统的。尽管曹操性格刚愎自用、虚伪狡诈、手段残酷，但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为献帝做出了贡献，最后曹丕继位，既有法理依据，献帝也得以善终。而司马懿则不同，他是三代重臣，背负着“世受皇恩”的使命，在洛水旁发誓忠诚。然而他的子孙最终却逼迫皇帝与太监一同闯入大臣府邸，甚至将皇帝当街斩杀。司马家族的行为缺乏仁义与忠诚，最终也导致晋朝的崩溃，社会动荡。晋朝的建立原本是统一的象征，但却由于司马懿的篡位，导致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灾难。百姓并未安居乐业，反而经历了无数的战乱与血腥。若是晋朝有一位强有力的皇帝，也许局面会有所不同。可惜晋朝并未做到像汉唐那样强盛，甚至连明朝都比它更有口碑，成为了汉人王朝的耻辱之一。

司马懿本身是士大族出身，士族在他掌权后的晋朝横行无忌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三国时期便是士大族的时代，这一现象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士大族对曹操极为重要，准确来说，士大族对每一位三国主公都至关重要。曹操曾因杀掉士大族而导致兖州全体叛变；孙策杀士大族，最终也遭遇刺杀；孙权与士大夫阶层之间一直矛盾重重。而刘备则处理得相对较好，几乎没有与士大族产生过直接冲突。

曹操深知自己名不正言不顺，想要强行上位就必须让步，让士族分享更多的利益。等到他死后，曹丕通过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分配了足够的利益，使得自己的上位变得顺理成章。等到曹丕、曹睿相继去世，司马家族继续让士族获得更多权利，从而理所当然地能够掌握政权。到了两晋时期，士族的权力强大到即便是皇帝也无法反抗，最终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