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曾担任军统临澧特训班总务处事务股股长兼行动术教官，他回忆道：“戴笠选派到这个特训班的几位高级特务，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人中，许多曾经是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

沈醉提到的吴景中，正是电视剧《潜伏》中的天津站站长吴敬中。他不仅曾在军统特训班担任学员一大队二中队的指导员，还兼任情报和电讯教官。后来，他在天津担任站长之前，曾在中苏情报所担任总务科长，并且在军统西北区和东北区担任过区长。

值得注意的是，吴敬中从名义上成为了一个省级站长——天津站的站长，这并非降职，而是表明了他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在蒋介石政权逐渐衰败的情势下仍然拥有不小的影响力，能够担任这样的职务，说明他在背后有强大的支持。

沈醉在回忆录《军统内幕·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中列出了这些叛徒，但他漏掉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姐夫余乐醒。余乐醒和吴敬中一样，曾是早期的共产党党员，并且在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苏联都留过学。参加南昌起义时，他已经是团级干部，若不是因为私自挪用黄金作逃兵，他的军衔发展之路可能会更加光明。

另一位沈醉遗忘的人物是程一鸣，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程一鸣并非真正的叛徒，他的“叛变”只是伪装，目的是为了在未来的潜伏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直到1964年，他才公开身份，完成任务回归。

如果把余乐醒和程一鸣算上，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叛徒教官”就有了九个。那么，这九个人中，谁的能力最强，谁的名气最大呢？

说到名气，除了吴敬中，其余几位似乎不太容易被人提起。吴敬中因电视剧《潜伏》而家喻户晓，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曾担任天津站的站长，但他的“吴站长”形象深入人心。沈醉在他的多本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吴敬中，称其为“老同事”和“好朋友”。

吴敬中在军统中深得戴笠和郑介民的信任，但他和毛人凤的关系并不如人意。当蒋介石的政权面临崩溃时，吴敬中被内定为“潜伏者”，即“黄雀计划”的一部分。毛人凤将这一计划提前告知沈醉，然而沈醉却将这个消息泄露给了吴敬中。吴敬中立即决定行动，他凭借手中的武器抢上了一架飞往南京的飞机，结果被毛人凤的人抓获。这一事件也显露出他并不畏惧毛人凤的威胁。

尽管吴敬中因电视剧而知名，但他并不是最具能力的“叛徒教官”。实际上，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和真正的潜伏者程一鸣，无论在特工能力还是在处理复杂局面上的智慧，都远远超过了吴敬中。

余乐醒的背景非常深厚。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并在“旅欧支部”中与周恩来、邓小平并列为负责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接受了“契卡”（即后来的克格勃）的特训。加入军统后，余乐醒成为许多特训班的实际负责人，虽然戴笠是挂名主任，真正执行任务的却是他和谢力公。谢力公在军统特训班的地位稍高于吴敬中，因此他比吴敬中拥有更多的决策权。

余乐醒不仅在特工领域非常有能力，而且他善于捞取金钱。他的贪婪成了戴笠的不满来源。沈醉曾回忆，戴笠一直将军统各个培训班的学员视为自己的门生，但余乐醒却频频挑战戴笠的权威，最后在戴笠的打压下失去职位。余乐醒通过职务之便，利用公款和资源从事非法买卖，这在沈醉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由于这些操作，余乐醒大赚一笔，赚取了不菲的“差价”。

余乐醒的贪婪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甚至在解放后，他仍未能改过自新。抗美援朝期间，他因偷工减料谋取暴利而被逮捕，最终未能获得平反，证明了他一生的贪欲和罪行。

与吴敬中和谢力公不同，余乐醒在处理复杂局面时表现得更加灵活机智。程一鸣，作为潜伏者中的佼佼者，始终保持着低调。他在军统特训班期间也参与了教材的编写，《情报学》和《刑事侦察术》等教材至今仍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直到1964年，程一鸣才完成潜伏任务，公开身份，受到了相关部门的热烈欢迎。

《道德经》有云：“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在这九位“叛徒教官”中，谁的能力最强，谁的名气最大，谁的结局最好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