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秀于群言必毁之。第二绥靖区原司令王耀武在被俘后，被关押进战犯管理所时，依旧遭遇到“同学”们的举报。这些举报并非无的放矢，有人认为王耀武所谓的积极改造不过是伪装罢了，实际上他并不老实。

在战犯管理所里，所有的战犯都被称为学员，彼此互称“同学”。但这里的“同学”可不同于黄埔时期的那种同窗情谊。在黄埔军校，大家即使有矛盾，仍会留有情面，可一旦进入功德林这样的战犯管理所，战犯之间的互相举报变得更加频繁，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等人曾因此发生过不小的冲突，彼此间的敌对情绪可见一斑。

王耀武作为抗战中的一位著名军人，战功赫赫，因此他在被俘后，无论是在山东还是在北京，都过得相对不错。不过，正是这种“过得不错”的情况，让一些在战犯管理所中的蒋军将领产生了嫉妒心。表面上他们笑脸相迎，背后却往往用小报告来恶意抹黑他。这些人擅长在别人背后插刀，王耀武也因此险些遭遇陷害。沈醉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王耀武确实曾被不少人举报，虽然沈醉没有指名道姓，但从他的回忆中不难看出，这些举报者中很有可能有沈醉自己，而另一个可能是少将特务。

王耀武在被俘前后都拥有不小的影响力，人缘不错，但正是因为他善于交际，在管理所里被选为学习委员，这让他成为了一些人眼中的“眼中钉”。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道：“1956年，济南的解放军官训练团挑选了不少被俘的高级军政人员，其中王耀武也被挑选进了北京的战犯管理所。由于他表现得特别老实，领导决定让他担任学习委员。尽管他每天谨言慎行，不敢随意发言，始终保持谦逊，赢得了领导和同学们的信任与尊敬，但在这样一个人多势杂的环境下，总会有一些人对他的职务心生嫉妒，想着将他替换掉。”

事实上，王耀武和沈醉并没有在功德林呆得很早。他们最初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直到1955年和1956年，蒋军高级战犯集中时才被从重庆和山东转移到北京。王耀武比沈醉早到北京，他已经成为了学习委员，而沈醉则是在1956年国庆后才来到的。

在山东期间，王耀武与其他战犯如杜聿明副总司令和文强住在一起。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道：“在山东潍坊时，我们住在一个地主家的大院里。王耀武来迎接我，他拉着我的手，笑着说：‘哎呀，你也来了！’他已经很熟悉这里，笑着说，‘分工合作，大家各自负责自己擅长的事。我可以做湖南菜，你做四川菜，大家一起合作做饭。’他说着，自己也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在早晨喊道，‘吃糖吃糖（起床了）。’”

在解放军官训练团里，由于这些战犯大多数都是正规军出身，且在中原战场上被俘，因此他们不像其他普通战犯那样被要求交出贵重物品，金条和银圆等私人物品并未被没收。于是，他们不仅能购买食材，还可以在大院内自由活动，甚至还能发挥自己的厨艺，做起家乡菜，日子过得相对悠闲。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解放军官”并非指解放军战士，而是指“被解放的蒋军军官”。与“解放战士”不同，这些人是被俘的蒋军军官。

当时山东的解放军官训练团接收了大量高级战犯，后来这些人也陆续被转移到北京，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王陵基、宋希濂等人从重庆先后到达北京。到时，功德林的氛围变得异常复杂，黄埔系、杂牌军和特务都汇聚一堂，勾心斗角不断，旧账也开始清算。例如，杨伯涛与黄维，韩浚与李仙洲，张淦与马励武，杜聿明与宋希濂等人，都曾有着错综复杂的恩怨。

在这些人中，黄百韬临终时对李以劻所说的一番话深刻入骨：“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却做不到，胜时争功，败时推卸责任。即便进了战犯管理所，大家依旧互相撕咬。”身为学习委员的王耀武，无论他表现得多么积极，总免不了成为别人的靶子，沈醉回忆道：“王耀武事事谨慎，从不随便举报或推卸责任，因此别人找不到他的把柄。但总有人向管理人员反映，说他白天装得谦和老实，晚上却做梦时愤怒骂人，心中积压的愤懑难以压抑。”

显然，这些举报者就是和王耀武同住在一个小组的“同学”。沈醉不仅详细描述了王耀武做梦时的愤怒，甚至还提到管理人员如何回应这些举报：“一方面，他们从未发现王耀武做作欺骗，二来他总是任劳任怨，勤恳工作，完全没有理由撤换他。至于做梦时说话，并不能证明他内心仇恨共产党，也许只是生理习惯。”这些回应引发了沈醉的怀疑，他是否在无意中暴露了举报者的身份？

根据沈醉的回忆，当时和他同组的战犯除了王耀武外，还有黄维、覃道善、王陵基、方靖、韩浚和他们的小组长董益三——一位曾是军统的特务少将。董益三担任小组长，但平时仍需要向学习委员王耀武汇报工作，这让沈醉觉得有些怪异。“吃完早饭后，董益三有时会回到小组，传达当天的学习任务。起初我很奇怪，明明他和我们是一个小组的成员，怎么就由他来传达呢？”后来，沈醉才得知，学习委员的位置在小组长之上，王耀武作为学习委员，具有较高的权力。

尽管王耀武在管理所的职位较高，董益三依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与沈醉打交道，甚至在沈醉送烟给他时，董益三却表现出明显的轻蔑。沈醉觉得有些困惑：“第一次见到董益三时，他曾表示，我们可以重新交朋友，但后来我才明白他那时的‘朋友’意思。”而且，在董益三管理下，沈醉曾因为做了不太得体的梦而遭到举报，被“军统老同事”出卖。

这也让沈醉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特务的“职业习惯”无论在哪里都无法摆脱。王耀武，这位曾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也未能逃脱特务们的陷害。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一番话让王耀武惊魂不定”虽然是虚构，但从文强的回忆中我们知道，王耀武被吓得几乎神魂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