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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10个月前，《时代周刊》刊发了一篇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论，标题为《美国世纪》。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亨利·卢斯，他在文中强烈主张美国应当参与二战，理由是为了捍卫全球的民主。他呼吁道：“作为全球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和命运，并且通过施展我们所有的力量，按照我们认为的方式，去实现我们认同的目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美国社会仍然深陷于种族隔离与阶级分化的困境中。亨利·卢斯所说的“我们”一词，其内涵并非如他所描述的那般广泛。要想理解他所谓的“我们”究竟指谁，看看美国在二战后如何扩展其全球势力就能找到答案。在那时，美国政权通过掌控世界上最庞大的石油资源及其流通，开始着手构建它的世界帝国。与此同时，石油资本的力量也逐渐催促美国政治开始为它们的利益服务。

1947年，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家族的帝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丑闻。美国参议院发现，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竟然向美国海军虚报沙特石油的发票。参议院在1948年4月公开了调查结果，揭示这些石油公司为了维护它们庞大的石油租赁地，不仅不断寻求美国政府的庇护与资金支持，甚至用不诚实的手段获取巨额利益。与此同时，负责执行马歇尔计划的政府部门也发现了一个名为“幽灵货物”的秘密操作，这个计划通过操控价格，使便宜的波斯湾石油被以高于美国原油开采成本的价格卖给美国海军。

尽管美国政府对于这些石油巨头的垄断行为感到厌烦，但为了保持与石油市场的稳定联系，杜鲁门政府选择继续掩盖这些丑闻。此时，美国正处于对伊朗石油实施禁运的特殊时期，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四处奔走，试图让石油巨头保持合作，以确保在对伊朗实施封锁的情况下，全球原油市场依然能够正常运转。同时，美国军方也向石油巨头提出要求，呼吁它们为朝鲜战争提供燃料。

尽管杜鲁门政府采取了回避态度，但美国司法部依然没有放弃，它们决定采取措施，结束石油巨头对美国以外石油生产的霸权，结束石油配额控制和市场操纵。1952年，国务卿艾奇逊曾警告美国司法部，指责对石油公司采取反垄断诉讼可能会导致中东的不稳定，甚至可能影响美国的外交目标。然而，美国司法部长詹姆斯·麦格雷纳里无视了艾奇逊的警告，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启动了大规模的调查，传讯了21家石油公司，包括美五大石油巨头、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和法国石油公司等。

这场斗争标志着美国司法部与外交部门之间的公开对立，国内两种立场针锋相对：一方面基于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实用主义。国防部与内政部坚决支持外交辩护，强调“美国的石油巨头运营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美国外交部则警告，反垄断诉讼可能会让全世界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掠夺性的”。英国和法国也公开支持美国外交部的立场，甚至巴黎向华盛顿提出了官方抗议。

然而，美国司法部并没有退让，它继续抨击石油卡特尔，表示它是一个由私人利益操控的霸权力量，涉及全球重要产业。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统的决策显得至关重要。

1953年1月12日，即将卸任的杜鲁门做出了实用主义的选择。在将总统职务交给艾森豪威尔的前几天，杜鲁门决定将对石油巨头的刑事诉讼改为民事诉讼。他在白宫召见了司法部的法学专家，表示美国政权与石油产业的未来密切相关，决定让这一“不可分割的组合”走向无障碍的未来。石油从世界各地流向美国，不再有任何政治阻力。

艾森豪威尔上任后，白宫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立场，并明确表示，“对中东石油巨头实施美国反垄断法的行为，相较于国家安全利益，显得次要”。1954年，白宫通过一份机密备忘录，确保石油巨头不再受到反垄断诉讼的威胁。美国政府在全球石油产业的策略明显倾向于保护私营企业的利益，并赋予这些石油公司极大的自由度。

艾森豪威尔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曾在1961年1月17日发表告别演说，警告美国社会要警惕军工联合体获得过度权力的潜在危险。然而，这一警告对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几乎毫无作用，因为1953年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赋予石油公司自由裁量权，实际上助推了美国公司在全球石油生产的统治地位。

尽管伊朗石油遭遇封锁和禁运，世界原油市场的稳定性却并未受到影响。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生产加速，波斯湾的石油总产量依旧维持在较高水平。1954年成立的伊朗石油合资公司标志着美国石油巨头在全球石油霸权的巅峰。

石油巨头通过联合企业的形式密切合作，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极其复杂的卡特尔体系。这一体系在中东的石油生产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确保了西方石油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控制权。1950年代起，西方石油巨头不断在全球进行资本融合，彼此通过股权交叉持股，逐步积累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石油巨头通过操控全球原油市场，几乎成了全球经济的主宰。在“七姐妹”卡特尔的控制下，中东石油的生产几乎完全受制于这些跨国企业的安排，它们掌控了全球绝大部分的石油资源，并通过严密的产量控制，确保了巨额的利润。

而与此同时，洛克菲勒家族也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巩固其在美国及全球的影响力。无论是通过对联合国总部的资金支持，还是通过对世界银行及其他重要国际机构的影响，洛克菲勒家族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紧密到几乎无法分割。

洛克菲勒家族不仅在经济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还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基金会、大学研究中心以及参与国际组织，塑造了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而这些举措，也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局势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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