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许多领域亟需重建与组织。其中，外交工作尤为重要。尽管新中国是一个新兴国家，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让世界上很多国家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此时，周恩来总理面对一个棘手问题：如何挑选合适的大使。

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必定需要派驻大使，但合适的人选却让周总理头疼不已。新中国人才储备较为有限，尤其是在外交方面，专业人员少之又少，大家几乎都是一职多能。周总理与毛主席商议后，决定从军队中挑选合适的将领。毕竟，军人忠诚可靠，而且长期战斗的经验也能为外交工作提供独特的视角。

起初，许多将领都不愿接受这一任务。毕竟，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前线与敌人厮杀，突然让他们转向外交工作，很多人都感到格外别扭。然而，毛主席的支持使得许多人有所松动——“将军去当大使，不算转业，军籍可以保留。”这无疑为将领们减轻了许多心理负担。

但其中有一个将领始终不愿接受，那个将领就是耿飚。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建议为何遭到了耿飚的拒绝呢？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部部长，周总理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派遣大使。随着新中国日益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派遣驻外大使也成了当务之急。然而，当时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手十分紧缺，几乎每个外交人员都需要身兼多职。由于大多数从革命队伍中来的干部并未接受过专业的外交培训，周总理与毛主席的决定是将这项重任交给那些经验丰富的将军们。

这时，周总理第一个想到了耿飚。耿飚不仅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将军，曾担任联络部长时，他出色的表现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评价。正因如此，周总理认为，耿飚最适合担任这个重要的外交角色。然而，周总理万万没有想到，耿飚居然是最为抗拒的。

虽然大多数将领起初也有所犹豫，但随着毛主席的一番话，他们的想法有了变化。即便如此，耿飚依然心存顾虑。他自认为自己是农民出身，根本不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实际上，耿飚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新中国的很多将领，像他一样，都是农民出身，虽然文化水平有限，但他们依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经过周总理的耐心劝说，耿飚终于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于是，周总理特地到北京看望了他，并交给了他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

“你要被派去驻联合国担任军事代表？”耿飚听到后显得极为震惊。

看到耿飚的惊讶，周总理笑了笑，顺势说道：“怎么？觉得意外吗？你知道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吗？”

耿飚如实回答：“我不太了解，但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只是，我对外交一无所知，为什么会选择我呢？”

周总理轻松地回应：“没关系，边做边学嘛。你想，抗战期间，不就是你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吗？你还与美国和蒋中正政府打过交道。派你去联合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耿飚听了，心中顿时充满了感激与责任感。在后来的工作中，他逐渐克服了自己的不安与抵触，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新任务中。然而，尽管他全力以赴，联合国的门槛依然没有那么容易跨越。由于美国的无理干涉，中国未能顺利进入联合国。

不久后，周总理再次找到了耿飚，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经过谈判，我国已经与瑞典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央决定任命你为驻瑞典大使！你将是我们向西方国家派出的首位大使！”

耿飚接到命令时，心中既激动又忐忑。幸运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已为他考虑周全，在他出发之前，他和其他将军大使们都接受了严格的外交培训。

大使上任需要向所在国国家元首呈递国书，而如何恰当且得体地呈递国书，如何站位、如何发言，这些都让耿飚等人感到头疼。幸运的是，恰逢东欧国家的外交使节来华，他们有机会亲眼观摩，学习如何进行这一重要的外交仪式。为了不打扰正式场合，耿飚等人只能站在后面的小窗口里仔细观察。通过这些观摩和反复练习，耿飚在实际操作时没有出现任何失误。

除了外交事务，耿飚的夫人赵兰香也为此次出国做好了充分准备。她知道瑞典王室对中国瓷器情有独钟，于是她特地为瑞典国王和王储准备了精美的瓷器作为礼物。

然而，面对国王的接见，耿飚夫妇却感到些许压力。瑞典国王接见时不允许翻译在场，而耿飚夫妇都不懂英语。于是，他们只得从零开始学习英语，互相帮助，最终成功地以大使夫妇的身份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接见。

在瑞典的日子里，虽然充满了挑战，但也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瞬间。在一次大使馆的招待会上，500多位瑞典嘉宾前来，耿飚在其中游刃有余，得体应对。然而，一位瑞典军官却故意刁难他，问道：“听说您曾是位将军，请问您带领过多少兵？”

耿飚毫不犹豫地回答：“大约十几万。”听到这话，瑞典军官立刻肃立敬礼，并且敬佩地说：“您统领的军队人数，甚至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多！”

实际上，耿飚曾是19兵团的副司令员，参与过多次重要战役，兵团中的3个军加起来，人数确实超过十几万。而瑞典作为长期保持和平的国家，军队人数自然无法与中国相比。

这场小插曲没有影响到招待会的气氛，瑞典人对这位“将军大使”表示了高度的尊重与欢迎。

尽管如此，耿飚驻瑞典的大使馆人手依然十分紧张。很多工作人员都需要一兼多职。例如，作为司机的工作人员除了送接重要人员，还需要处理大量物资。于是，耿飚有时不得不亲自开车，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耿飚早在革命时期就学会了开车，赴瑞典后，他自觉遵守当地的交通规则，考取了当地的驾照，顺利在瑞典的街头开车。

尽管耿飚在瑞典的时间并不算长，但随着新中国与更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也被派往其他国家，有时甚至身兼北欧三国的大使职务。

耿飚曾经表示：“我们能够如此自信，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新中国的外交力量，并通过自己的外交能力，成功地推动了与许多国家的外交合作，成为了新中国的“将军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