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年间，在知府戴琥的主导下，浦阳江下游完成了大规模改道工程，河流由原来的流向发生改变，转而向北汇入钱塘江，这条新河道一直延续至今。浦阳江下游河道的调整不仅改变了水系格局，也对整个浙东地区的河湖水利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萧山、山阴、会稽、诸暨等地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各方对开汇问题的态度也随之出现了转折。

中下游之间的矛盾有所缓解。

相比南宋时期，明万历年间萧山和绍兴对开汇的反对态度明显趋于温和。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明确记载，但从诸多侧面材料可以推断这一变化。浦阳江改道后，河水不再流经萧绍平原，中下游的核心区域转移到诸暨和萧山两县之间。随着中下游地理关系的变化，诸暨与山阴、会稽之间的水利纠纷也逐渐缓和，这使得对诸暨开汇的抵触减少。蒋村汇的直取工程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蒋村汇原属山阴县，诸暨县为进行裁直必须先购得相关土地，令人意外的是，山阴县不仅没有阻挠，反而顺利完成了土地购买。

此外，新河开通后，旧河道因淤积形成的百亩土地全部归诸暨所有，山阴县这个在人地矛盾上十分敏感的地区竟然也未提出异议。万历年间，刘光复多次在诸暨辖区裁弯取直，其中包括源潭汇、顾家汇、黄沙汇等，同时也涉及山阴县的蒋村汇，这些行动都显示了中下游关系的缓和。相比之下，南宋时期诸暨申请开纪家汇时遭遇强烈反对，而明万历短短数年内便裁直四汇，说明萧山、山阴等县尤其是下游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

中游诸暨对开汇的需求日益迫切。

明万历年间，诸暨地区的水患日趋严重，百姓生活陷入困苦，甚至导致粮食与税收欠缴。白塔湖便是典型例子，每逢春夏交替、连续降雨时，虽然其他湖泊尚能维持水位，但白塔地区民居多被水淹，家家沉灶，甚至产蛙减少。水流排泄的唯一出口——斗门闸门多次因潮水封闭，导致众多水潮无法顺利排出，造成高地无水，低洼处频频被淹。明代著名水利学者陶望龄曾感叹：“诸暨疾苦无甚于水。”

刘光复任县令期间，诸暨各乡镇纷纷上奏请求治理水患。白塔湖包括两乡六都，拥有万顷良田和数千烟草地，但地势低洼，河流汇集，堤坝多次被洪水冲毁，百姓困苦无穷。为纪念刘光复的治理功绩，白塔湖湖民及儒学生员沈希尹等人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联名呈文，请求县政府立碑，以示铭记其丰功伟绩。

洪水泛滥与潮水倒灌成为当时诸暨的写照，民众治水的诉求十分强烈，而开汇成为解决泄洪的关键。刘光复巡视江岸时发现黄沙汇和蒋村汇阻塞江水，便对湖民指出：“从此处开挖，工费较易，水流得以顺畅上行，水退也易于归泄，治理河道无他法比此更好。”这一认识激发了诸暨民众对开汇的迫切需求。

中下游矛盾趋缓的原因

虽然万历年间中下游各方对开汇的态度有所变化，但这种转变实质上源于各自利益的调整。下游萧山的洪灾减轻，山阴、会稽两县因浦阳江改道脱离了原有河道影响，态度自然趋于宽容；而中游诸暨受潮汐影响严重，洪涝灾害频发，开汇呼声不断高涨。

萧绍平原内涝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明代，绍兴地方官员为治理西小江水患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拓宽堰坝并筑闸坝封堵浦阳江水流入西小江，迫使浦阳江改向堰北流。随后，为防止江水和潮汐侵扰，沿浦阳江东岸修建海塘。绍兴太守戴琥还修建了大量排水闸堰，制定水则制度以调控水利。最后建设三江闸，阻挡潮汐入侵平原，为萧绍地区提供了良好的水利环境。

这些措施卓有成效，内陆的闸坝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江闸具备阻咸蓄淡的功能，使萧绍平原逐渐成为闻名遐迩的水米之乡。宋明两代水灾发生频率的比较亦佐证了这一点。统计显示，西小江水患治理后，萧绍地区大规模水灾大幅减少，明代萧山共发生11次水灾，其中8次是江塘坍塌所致。

中游诸暨水灾愈演愈烈，形成鲜明对比。

自明天顺年间起，诸暨洪灾不断，形势严峻。刘光复任县令的四年里，洪灾至少发生三次，且每次损失惨重。河流改道导致江潮延伸至诸暨，地方志中多次记载“江潮至枫溪”的情况，这种现象多发生于正德年间以后，且多出现在灾害记载中。枫溪位于诸暨境内，直至新中国成立，江潮仍是该地水患的主要原因之一。

浦阳江下游改道引发的水环境变化直接影响中游湖田的生产与水利结构。自南宋以来，诸暨地区湖田化速度加快，泌湖作为官湖亦未例外。地方官员为筹措费用，甚至将湖田出售。盗垦现象日益严重，导致诸多官司与争端，相关档案中提及多起非法占用湖田事件。

泌湖湖域面积由原先约四万亩缩减至仅两千余亩，大量湖泊被围垦为田，水体难以排泄，整个地区受到严重影响。类似现象普遍存在，《浣江源流图》显示诸暨72个湖泊均为农田，包括白塔湖、高湖等数万亩大湖及潭湖、车湖等数十亩小湖。

随着湖域被大规模开垦，蓄水功能下降，小溪河港淤塞，久雨易致水患，久旱又难以蓄水，原有江堤等防洪设施也遭破坏，水灾频发。

综上，浦阳江改道以来，诸暨洪灾频繁，与萧绍平原形成鲜明对比。自成化十八年记载“江潮至枫溪”以来，诸暨共记载水灾24次，绍兴10次，萧山5次。虽然史料或有遗漏，但目前整理的数据表明，诸暨水灾频率是绍兴的两倍多，萧山的五倍以上。此外，绍兴与萧山水灾多由海塘损坏引起，诸暨更多因洪水和潮汐侵袭而受灾，双方差异明显。

宋明时期浦阳江中下游围绕开汇的争议，实质是一场利益之争。开汇对中游诸暨有利，却损害了下游利益。中游因浣江淤塞无法顺畅排水，谋求开汇改善水利条件。尽管浚江工程议论不断，但实际执行困难，唯有开汇裁直能使水流加速，对改善水利颇有裨益。南宋时开汇遭下游反对，明代浦阳江改道后，萧绍平原与浦阳江分离，诸暨与下游不再为上下游关系，开汇对下游影响减弱，因此下游态度也趋于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