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本》是先秦史官编纂的古代文献，其主要目的是探讨商朝的起源和传承。其中提到“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相土徙商丘。”与此类似，《荀子》也记录了商族的起源，提到“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在这些记载中，商丘这一地名被频繁提及，古人普遍认为“商”或“商丘”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地名，而商族的形成与这个地名紧密相关。因此，荀子提到帝舜将商契“封于商”的说法，进一步证明了商族的起源与“商”地密切相连。这使得“商”到底位于何处成为研究商朝起源的关键。

那么，究竟“商”或“商丘”在何地呢？古代文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一。一般来说，学术界普遍认为，“宋、商、商丘三名一地”，而这一地点现在被认为是位于河南省的商丘市睢阳区。然而，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却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商丘在濮阳”。这一争议的焦点在于商朝起源的“商”究竟是位于哪里。

从甲骨文的记录来看，学者们认为它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滳河”这一地名，诸如：“王其侑於滳，在有石燎有雨”、“王其寻舟於滳，亡灾”、“涉滳，至磬，射左豕，擒？”等。这些记载表明，“滳河”在商朝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名词。然而，问题在于，甲骨文中提到的“滳河”具体是指现在的哪条河流？现代学者普遍认为，滳河可能就是现今的漳河，或者位于漳河的下游。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甲骨文中滳河的记载，基本集中在盘庚迁都安阳之后，而安阳地理上靠近漳河，因此滳河的祭祀活动可能与漳河密切相关。第二，古代文献如《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也提到过“滳河”，虽然由于河流的变化，不能完全确定其准确位置，但“滳河”大致位置可与今漳河或商河对照。此外，《水经注》中的河水注释提到，漳水下游有一条名为商河的小河，俗称“小漳河”，这也为滳河就是漳河或商河提供了有力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商人对“滳河”的重视程度极高，甚至多次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将其神化，视其为一条至关重要的河流。学者余方平在其研究中指出，滳水流域可能正是商族的发源地，因此商人将其视为祖先的圣地，世代祭祀，以此表达对祖先的敬仰与纪念，同时也希望滳河的神灵能够庇佑商族及其后代。

因此，尽管现代学者对“滳河”的具体位置仍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滳河与漳河或商河密切相关，特别是商河，极有可能就是甲骨文中所提到的滳河。从商人对滳河的崇敬程度来看，滳河应当是商族的发源之河。

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看，商族自称的“商地”即商朝的起源地，实际上并不在安阳。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唐际根教授指出，盘庚迁都后，甲骨文中频繁出现“入商”、“入于商”的记载，而没有出现“入殷”或“入于殷”的记载。这表明，商朝一直自称“商”，而“殷”这一称呼可能是周人后来的贬称。那么，“商”究竟在哪里呢？甲骨文记载提到，“王征人方，在（经过）商”，“允生来齿（象牙）自商”等，这些记载表明“商地”并非安阳，而很有可能是滳河流域，即商朝最初的起源地。

此外，甲骨文还提到商王“征人方，在齐师”，这表明商朝的“商地”可能包括了安阳以东的一些地区。从这些记载看，甲骨文中的“在商”有可能是指商王从安阳东行进入商地，再向南征讨位于沂水的“人方”。尽管现代学者尚无法确定“入商”、“在商”的准确地点，但滳河地区的地理特征似乎更符合这些记载。

因此，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商朝的起源应位于滳河流域，特别是安阳附近。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商朝时期的“商丘”可能并非今天的商丘市，而更可能位于濮阳一带。濮阳在历史上素有“帝舜故里”的称号，且考古发掘证明，五帝时代此地曾有强大的势力存在。由此推测，帝舜将商契“封于商”很可能是指将其封于濮阳附近的滳河地区。

商族的起源与滳河密切相关，或许这也是盘庚迁都的原因之一。历史记载显示，商朝中期发生了九世之乱，内部动荡不安，国家陷入了混乱。因此，盘庚决定将都城从商奄迁往安阳洹北的商城遗址。然而，曲阜到安阳之间的距离接近350公里，这一超长距离的迁都显得十分突兀。如果盘庚的迁都目的是将都城迁回商族的发源地——滳河附近，这一决策就显得更加合情合理，也更容易得到支持。

总的来说，商朝的起源地很可能与滳河密切相关，具体位置可能在安阳附近，而商丘的地名可能与濮阳地区有关，这为商族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