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为了整理周恩来总理1939年在绍兴期间的工作资料，浙江绍兴市委特别邀请了周恩来的表侄王戍回绍兴，让他口述相关历史资料。令人意外的是，王戍在回忆中不仅提到了周总理1939年回绍兴祭祖的经历，还详细讲述了那次祭祖过程中，周恩来收他为义子的故事。

在周围工作人员的再三请求下，王戍才慢慢地把当年的往事娓娓道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拉开序幕。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标志着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虽然双方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方面私下里仍不断造谣中伤中国共产党，不仅指责我军消极抗战，还恶意抹黑共产党无视亲情关系。

鉴于这种负面影响，1939年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特地到浙江绍兴一趟，既是为了联络江浙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另一方面也借回乡祭祖之机，打破国民党的宣传谎言。众所周知，周恩来虽出生于江苏淮安，但祖籍正是浙江绍兴。周总理自己也曾多次公开表示：“我是浙江绍兴人。”

他说：“祖坟在绍兴，绍兴家谱上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我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说着浓重的淮安口音，也不能否认我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浙江，淮安生人，江浙人也’。说自己是绍兴人，不只是因为那里有祖坟和家谱，更是因为我封建家庭的根子就在绍兴。”

虽然周恩来此次在绍兴只停留了两三天，但他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强调全民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宣传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理论体系。3月28日，周恩来考虑到祭祖的礼节，特地派人到百岁堂周希农太公家，送去法币100元和一张便条，请太公设宴招待四桌宾客。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乘坐一艘乌篷船离开绍兴，前往先祖的几处墓地。同行者中有一位年轻人，就是他的姑表侄儿王戍。王戍的祖母周桂珍是周恩来的嫡堂姑母，因此两家关系亲密。周恩来此次回乡祭祖，晚餐安排在王戍家中。当晚饭后，周恩来还为王戍的父亲王贶甫题写了励志词句：“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甘来！”

那年王戍只有17岁，早年就听大人们讲过表伯周恩来革命的光辉事迹，心中十分崇敬。恰逢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纪念日放假，他理所应当地陪同表伯一起去祭祖。祭祖结束后，周恩来一行准备前往大禹陵，王戍一听到要去游览大禹陵，高兴得跳了起来，沿途不停讲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周恩来则静静听着，随后补充道：

“禹在治水和农业发展上做了许多功绩，还曾铸造过九鼎。后来，由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王戍好奇地问：“周表伯，什么是九鼎？”周恩来解释说：“鼎是古代烹饪用的器具，九鼎就是九个鼎，象征九州大地，意思是大禹的功绩影响了整个中国。”

王戍听后感叹，表伯的学识竟比学校老师还丰富，对他的敬佩油然而生。祭祀和游览结束后，周恩来在老家住了几天，还应邀为大家题词，他为这位姑表侄儿写下一句诗：“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

王戍看了，激动得热血沸腾，悄悄拉着父亲王贶甫出门：“爸爸，你替我跟表伯说，我愿意跟他一起上抗日前线，打鬼子！”王贶甫无奈，只能点头同意。回到屋内，他将儿子的心愿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看了看年幼的王戍，略显犹豫，摇头拒绝：“你年纪还小，应该先好好上学，这次不能带你去。”听到表伯的话，王戍满脸失望，眼中含泪。

不过，周恩来对这位聪明的表侄极为疼爱，婚后多年无子女，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你愿意做我的干儿子吗？”王戍愣了愣，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还没等他答应，旁边王贶甫高兴地连连称好，周围在场的人也纷纷点头赞成。

王贶甫立即让儿子向表伯跪拜三个拜，并当众喊出“干爹”二字。王戍喊了一声“干爹”，周恩来十分开心，随即取出宣纸为义子题字：“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　周恩来。”与之前的题词不同，周恩来特别加上了“义儿”二字。

题词写好后，周恩来当场取出10块银元交给王戍，并嘱咐道：“你年纪小，要好好学习，学会独立生活。以后常给我写信。”

第二天，周恩来离开绍兴，前往浙江临时省会金华，与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肱进行密谈。尽管事务繁忙，周恩来依然挂念着绍兴的这位义儿。4月5日，他匆忙中寄给王戍一张自己的戎装照片，照片背面题字：“慕向表侄义儿存念　周恩来。”

总的来说，周恩来认王戍为义子绝非简单的口头承诺，而是在亲属见证下的庄重举动。这不仅体现了他对王戍的喜爱，更重要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诬蔑共产党不顾亲情的宣传。虽然此后王戍再未与干爹见面，但他一生始终遵循干爹的教诲，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1940年，日军大举进犯，王贶甫担心儿子安全，便让他离开家乡，远赴福建。在祖父王子余的关系帮助下，王戍成为福建省银行的职员，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抗战胜利当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大学毕业后，王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服务团，随后被分配到福州市政府工作。

然而，令王戍困惑的是，他按照干爹嘱托写信给周恩来，却迟迟未收到回信。直到1956年，事情才有了转机。1956年10月，王戍的父亲王贶甫以绍兴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身份赴京参加全国民建、工商联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邀请王贶甫到中南海做客，双方谈笑风生。谈及家乡和亲情，周恩来特别嘱咐王贶甫：

“不要宣扬宗族关系，也不要靠他或别人沾光，要各自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并且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

谈到王戍，周恩来也十分关心。王贶甫询问为何不回信，周恩来说出实情：“我怕因有这层关系，会影响他的进步。”王贶甫回绍兴后将这番话告诉王戍，还带回来周恩来的《告亲戚朋友书》，其中明确规定“任何场合都不要提及与周恩来的关系”。

王戍已不再是当年懵懂少年，他理解义父的良苦用心。从此他绝口不提与周恩来的关系，安心扎根基层从事教育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任福州机电学校副校长的王戍不慎遗失了当年义父赠送的照片，这成为他们唯一的联系物。虽然十分心痛，但他无可奈何。

幸运的是，1998年5月30日，王戍意外收到福州马尾福建革新机器厂质量管理员朱长汶写来的一封信。朱长汶在信中讲述，曾在校期间偶然发现一批被丢弃的旧照片，其中有一张上面的人神似周恩来，虽题词模糊但落款“周恩来”清晰可见。出于对周总理的敬爱，朱长汶将照片珍藏，不轻易示人。后来他听闻老校长王戍的事迹，知道他是周恩来的义子，觉得这张照片很可能是当年周恩来送给王戍的，遂写信相告。

经王戍确认，朱长汶手中的照片正是1939年周恩来赠送给他的那张。虽然多年未与义父重逢，但王戍始终铭记教诲，扎根基层，这份精神令人动容。

2008年，年近九旬的王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表伯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高尚品德永远刻在我的心里，他的教诲也将长久留存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