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关于元代宗王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学术界通常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宗王的分封制度及其具体事务的联系。然而，对于元代王府附属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前人研究较少涉及。实际上，这一问题是理解元代宗王体制的重要环节，值得进行专门深入的探讨。

在宗王附属机构中，王傅与达鲁花赤是最为关键的职官代表。他们的行为和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类机构的运作模式。因此，本文拟以王傅和达鲁花赤为核心，系统考察元代诸王王府附属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关系，旨在深化对元代宗王附属机构的认知。

关于王傅的官阶和职务份额，前文已有详细阐述，这里重点聚焦于王傅的任命方式及其人员构成。根据现存史料显示，宗王的王傅均由朝廷直接任命，未见宗王自行任命王傅的记录。且各宗王新封设王府不久，便由朝廷派遣王傅赴任。例如，裕宗真金封燕王时，“世祖命也先不花为之傅”。

至元九年（1272年），皇子忙哥剌被封为安西王，“设立王相府，以挺（商挺）为王相”，其后所有新增的王相均由朝廷任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那木罕受封北安王，二十四年时“皇子北安王置王傅”。二十七年（1290年），封皇孙甘麻剌为梁王，次年置梁王王傅。世祖之后封的宗王大致沿用此例，譬如大德八年（1304年）封帝（海山）为怀宁王，赐予金印，设置王傅官。此类设置王傅的例子屡见不鲜，但需注意，并非所有宗王在初封时都有资格设立王傅。

例如，大德十一年（1307年），镇远王牙忽都晋封为楚王，方获赐金印并置王傅；而至大元年，“淇阳王月赤察儿请置王傅，中书省臣认为异姓王无设王傅之例，未获批准”。延祐六年，诸王月鲁铁木儿改封为恩王时，才获赐印并设立王傅。上述材料一方面明确显示王傅的权力来源是朝廷，另一方面也表明，是否设王傅成为区分宗王品级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各宗王的王傅去世或职位空缺时，通常由朝廷重新委派，或由宗王推举并经朝廷确认，任命程序与达鲁花赤的任职方式相似。不同的是，达鲁花赤属于“外任官”，而王傅则被划归为“内任官”，属于朝廷正三品官阶，晋王的内史更是正三品官员，这进一步佐证王傅属于中央直属官员的身份。

虽然王傅的职责较为多样，但其核心任务是协助宗王管理王府及封地事务，涵盖辅政咨询、审理诉讼、提调军站等多个方面。在具体工作中，王傅既要对宗王负责，按照宗王意愿办事，同时又代表朝廷权威，这使得王傅兼具宗王属官的双重身份。例如，《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中记载王傅脱欢等人随赵王术安祭祀先茔的活动；《镇江路儒学复田记》记载王傅奉王令归还地方学田；甚至在晋王也孙铁木儿争夺皇位期间，内史倒剌沙发挥了关键作用。

由此可见，宗王王傅作为宗王属官具有明显地位。王傅因其权力来源和职位属性，表现出典型的双重隶属关系，既对朝廷负责，也对宗王负责。在人员选拔上也体现出明显特殊性。世祖时期任命的王傅既有蒙古人，也有汉人，且基本兼任其他朝廷官职或品级。例如甘麻剌封梁王时，其王傅兼任云南诸路行省参知政事，这不仅有助于管理远镇漠北的甘麻剌王府事务，也防止宗王与王傅之间结党营私。

甘麻剌改封晋王时，设立的内史包括原北安王傅秃归、梁王傅木八剌沙、云南行省平章赛阳，推测也出于上述管理与防范的考虑。安西王设立的王相大多为汉人，且多为忽必烈招纳的知识分子，这与当时王相府的特殊性质密切相关。忙哥剌死后，其继任者阿难答所设王相皆为蒙古人，也反映了王府性质的变化。关于晋王内史与安西王相的特殊情况，本文第三章将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毫无疑问，王傅的委任经过朝廷深思熟虑，通常考虑宗王本人的特点及双方的从属关系。王傅出任前，通常先兼任朝廷官职或拥有一定品级，以强化其对朝廷的隶属，防止过度依赖宗王。同时，高官厚禄的待遇也确保王傅能够有效监视宗王，向朝廷传递信息。然而，宗王对这些举措并非全无反应。事实证明，宗王与王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具体表现因时因地而异。

首先，存在宗王与王傅的紧密联合关系。有两个典型例子：其一是周王和世?的谋反事件。和世?为武宗长子，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后，意图违背“兄终弟及、叔侄相承”的传统约定，延祐二年（1315）十一月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赐予一等兽纽金印。次年三月，敕令萧拜住及陕西、四川省官员各派一人护送周王赴云南就藩。此举旨在将其外放，以巩固元仁宗立自己子嗣的政治地位。周王同时被遥授中书左丞相秃忽鲁、大司徒斡耳朵、中政使尚家奴等多职，山北辽阳等路蒙古军万户孛罗、翰林侍讲学士教化等官员皆为周王府常侍，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唐兀、兵部尚书赛罕八都鲁担任王府中尉。

对于“常侍”一职的误读需谨慎辨析。元代最典型的常侍记载出现在周王和世?的常侍府，但在周王之前，亦有相关记载。至元三十年（1293），“安西王请求继续设立常侍，但被拒绝”，这一史料表明安西王曾设常侍职务，但常侍并非所有宗王王府的常设官员，很可能是安西王特有，象征其不同于其他宗王的权力。因此，忙哥剌死后，阿难答继位时被剥夺设立王相府的权力。

笔者推测，常侍可能指王相，受后期周王设常侍影响，《元史》编纂时误将王相称为常侍，因二者均代表特殊宗王地位。其他史料中未见安西王与常侍相关，故“仍旧设”之说存疑。

此外，《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中亦出现“常侍”一词，且与宗王附属机构相关：“八月，至也里可儿思其先茔，王傅脱欢，府尉也不干，典食司那合，常侍脱因、忽里，怯怜口副总管答剌罕来会葬，胥襄事而还。”该碑刻记载武宗至大二年（约1309年）事迹，所述常侍与周王无关，且职权似较小，次于王傅、府尉、典食司。若以此推测安西王请求复设常侍，忽必烈无须驳回阿难答设立一个王府小官职，故此处“常侍”可能仅指“常常侍奉之人”，而非正式官职。

此类史料中类似的误解较多，如《张立道传》中“赂王相府官无泄其事”，其中“王相”应为“王傅”，云南王设王府与安西王相府无关，应为记载错误。又如《奉元路重修宣圣庙学记》记载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位下所设“王相”，此“王相”无特殊意义，应是王傅的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