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大同战役以失利告终，傅作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锐不可当，迅速占领了集宁和张家口，给我方华北野战军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在解放战争初期，张家口是我军为数不多的重要大城市之一，而失去这座城市后，傅作义的名气迅速飙升。他在报纸上发布了一篇充满挑衅与讽刺的《致毛泽东公开电》，直指共产党，甚至公然呼吁毛主席和共产党放弃“叛乱”，归顺三民主义。该文迅速被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广泛传播，傅作义因此成为了国民党内最为得意的将领之一。与此同时，在我党，尤其是在华北野战军中，也有不少人渴望找机会，挽回颜面。

然而，大同战役的失利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军的失败？傅作义究竟有多强大，凭借相对较弱的兵力，频频取得胜利呢？

1946年春，我党与国民党签订了停战协议，表现出对于和平的真诚愿望，为此，我党主动让出了大量解放区，交给了国民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主力基本集中在大西南，华北、中原等地的抗日根据地才坚持到了最后，这种战略态势对国民党来说十分不利。毛主席明知这一点，但依然决定主动让步。然而，这一举动在国民党眼中却被解读为软弱。因此，停战协议刚签订不久，国民党的部队便开始了大规模调动，频繁袭击我党各部队。

到6月，蒋介石下令撕毁停战协议，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特别是在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不断活动，对我方晋察冀解放区的核心城市张家口形成了东西包围的局势。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中央军委决定发起大同战役，攻占大同，打通晋察冀与晋绥两个解放区之间的联系。

前线的指挥部由原晋绥解放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和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组成，统一指挥两个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尽管这是两大解放区首次联合作战，但协调问题和战役安排上的一些小瑕疵，埋下了后来的隐患。

7月末，战役部署基本完成，大同战役正式爆发。在外围的侦察行动中，我军发现大同的守军火力几乎都集中在东面。这一地势复杂的地方，虽然给进攻方带来一定困难，但守方的火力布局却被有效削弱，东侧成为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知悉这一重要情报后，张宗逊司令员迅速集结了约十个团的兵力，向大同的西侧展开进攻。同时，我军在正面制造出攻击假象，迷惑守军，试图扰乱他们的判断。

随着大同战役的进行，蒋介石很快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原来，大同本属阎锡山管辖，但此时的阎锡山正在被徐向前部队压制，根本无法提供援助。而大同又是平绥、同蒲铁路的枢纽，战略意义重大。蒋介石为了确保华北战局的主动权，立即指令傅作义从绥远出发，增援大同。

蒋介石的诱人承诺让傅作义动心——只要他解决了华北问题，就可以任命他为华北军政长官，掌管整个华北。为了获取这一机会，傅作义当即召集手下将领商讨救援大同的计划。

与许多国民党将领不同，傅作义用兵谨慎，擅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绝不轻举妄动。在抗日战争中，傅作义部队的表现堪称出色，是华北敌后战场的一支劲旅，日军都十分忌惮。

经过一晚的讨论，傅作义决定不直接救援大同，而是转攻张家口的西翼屏障——集宁。理由在于，华北八路军主力（此时八路军尚未更名为解放军）正集中在大同周围，傅作义深知，一旦贸然前去援救大同，可能会陷入八路军的围攻。与其冒险，倒不如“围魏救赵”，趁我方兵力薄弱时，攻占解放区城市，迫使我军主力回援。

傅作义显然是一位精明的指挥官，他巧妙地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利用我军预设的战术陷阱，打破了我方的预期。

9月初，傅作义的部队指挥官董其武集结了三万多兵力，从绥远出发，仅用了四天时间就突破了我军的防线，直逼集宁城下。此时，我军守卫集宁的兵力虽有四万余人，但面对国军的猛烈进攻，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即使我军可以坚守城池，等待大同战役的结束后再联合歼灭傅作义的部队，但由于战术上的失误，情况逐渐变得不可控。

聂荣臻元帅分析敌情后认为，董其武部队的机械化程度高于我军，一旦攻城失败，董其武可能会迅速撤退。为了打破敌人的防线，我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故意放开城门，引敌入城，再将其围困歼灭。

果然，董其武的部队如同我方预想的那样进入了集宁。待敌军进入后，我军按计划围堵，但意外发生了。我军的协同作战能力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各部队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战场，导致敌军有足够时间准备防御阵地。即便我军连续进攻数天，也未能打破董其武的防线，最终损失惨重。

本来应该是稳守城池的战役，最终却转变为攻城战，而这一变化也出乎傅作义的意料。他得知董其武已经能够坚守阵地后，立即调动其他部队，进攻我方其他重要城市。集宁的战局陷入胶着，而傅作义的援军则迅速逼近，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9月12日，傅作义的援军已接近集宁，董其武的防线虽岌岌可危，但依旧坚守。在此情况下，聂荣臻决定，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我军于13日夜晚开始撤退，退出了集宁。

随着集宁失守，我军在大同的攻势也未能取得突破。尽管我军找到了大同守军防御的薄弱点，但由于缺乏重型火力和攻城经验，进攻效果甚微。再加上，主力部队在防范傅作义和孙连仲的国民党军的威胁时，未能全力以赴攻城。进入9月中旬，尽管大同守军的伤亡过半，我军依然未能攻破这座城市。

随着集宁战役的失利，我军的侧翼暴露给傅作义，导致大同战役的攻势逐渐失去优势。最终，张宗逊指挥下的我军被迫撤离战斗。接着，我军面临另一个坏消息：郑洞国率领十多万部队从东北方向赶来，对我方解放区进行猛烈进攻。

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战斗，我军已然疲惫不堪，且主力部队尚未返回，华北地区的防线岌岌可危。9月28日，承德失守，张家口的防守形势变得尤为严峻。张家口的沦陷标志着我军在华北的重大失利。尽管此后我军通过几次伏击战暂时扭转了局势，但这些小胜完全无法弥补之前的损失。

失去了集宁、承德等多个重要地区，我军战略形势陷入困境。然而，聂荣臻深知，无论郑洞国还是傅作义，他们的目光都在盯着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