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乘坐中美号飞机,从成都的凤凰山机场起飞。此时,机舱内安静异常,蒋介石没有说话,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他沉默地注视着窗外,仿佛在与这段沉痛的历史告别。机长衣复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深感这一幕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最为心酸的一刻。背后所隐藏的,是他在国共内战中败北,最终被迫退守台湾的惨痛现实。
蒋介石一生最渴望的莫过于能重返大陆。因此,战败之后,他开始深入思考并研究内战失败的原因。遗憾的是,他并未进行真正的自我反省,而是将失败的责任推给了他人。对他而言,内战的失败首先要归咎于的是他的一位结拜兄弟——李宗仁。
在国民党历史的长河中,蒋介石与李宗仁都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1920年代,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威望日隆,掌握着党政军大权,而李宗仁则是北伐期间的名将,新桂系的领袖,地位在广西一带举足轻重。为了加强自己在党内的权力,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其中之一便是争取桂系力量的支持。
1926年8月12日,李宗仁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李宗仁频繁出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和蒋介石接触密切。某天,他们在办公室内讨论军事事务,蒋介石忽然问起李宗仁的年龄,随后提出要和他结拜为兄弟。李宗仁当时颇为惊讶,不明白蒋介石这一举动背后的深意,虽然心里有些不解,但出于对蒋的尊重,他并未直接拒绝,而是婉转地表示自己是下属,无法接受。
然而,蒋介石显然并不打算轻易放弃,他一边称赞李宗仁的能力,一边从怀里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兰谱。这种兰谱原本是兄弟结拜时交换的信物,上面写着各自的家族谱系。看到这份提前准备好的兰谱,李宗仁心中一惊,很快明白蒋介石这一举动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早有计划。表面上看似是出于欣赏,实则是为了拉拢桂系,以此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李宗仁虽有不悦,但他并未表现出来,最终还是接下了兰谱。蒋介石坚持要求李宗仁回赠一份兰谱,作为结拜的象征。
两人就此结为“异姓兄弟”,誓言共同为国民革命奋斗。然而,蒋介石并非宽容大度之人,性格上既狭隘又固执,不久之后,这段兄弟情谊便发生了裂痕。随着李宗仁和桂系力量逐渐壮大,蒋介石心中的嫉妒与猜疑愈加明显。他开始对李宗仁采取敌对态度。
1928年,蒋介石提出“削藩”计划,试图通过铲除异己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李宗仁、冯玉祥等人对这一计划表示强烈不满,导致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与此同时,桂系在两广以及京津唐等地的扩张,也让蒋介石的统治感到威胁。为了避免被怀疑,李宗仁在1929年初选择离开第四集团军,暂时居住在南京。
蒋介石却并未因此放松警惕,决定将李宗仁作为首要目标进行打压。正巧,在此时,桂系第四集团军的军长胡宗铎罢免了蒋介石任命的鲁涤平,这一事件被蒋介石利用,借此挑起了对桂系的攻击。蒋介石通过向胡宗铎等人泄露这一信息,成功激化了矛盾。结果,胡宗铎等人先发制人,对鲁涤平进行了军事打击,最终为蒋介石提供了攻击桂系的正当理由。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对武汉展开了进攻,桂系不得不放弃这一战略要地。李宗仁始终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蒋介石却决定通过武力彻底消灭桂系,甚至亲自率军进攻广西。为了防止李宗仁与冯玉祥勾结,蒋介石还向香港总督施压,迫使李宗仁离开香港。
李宗仁不再信任蒋介石,决定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他在1949年4月7日因胃病发作,决定放弃前往台湾,转而赴美治疗,表明了他与蒋介石集团的完全决裂。李宗仁在纽约的康复生活中,始终没有放弃对祖国的关注。他深知台湾问题的复杂与敏感,始终忧心台湾局势的稳定,提出了要与国共再度和谈的建议,并且呼吁美国不应干涉台湾问题。
1955年,李宗仁对台湾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强调应当通过对话推动国家统一,避免外部干涉。这一立场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肯定。1960年,李宗仁决定返回祖国,经过多方准备后,他于1965年3月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终于回到了中国大陆。
然而,蒋介石依旧紧盯李宗仁的动向,派遣特务监视他的行踪,并通过媒体攻击李宗仁的爱国言论。蒋介石甚至要求李宗仁的老部下白崇禧公开谴责他。得知李宗仁即将回国后,蒋介石更是愤怒,命令特工在李宗仁的归途中进行暗杀。
好在周总理得知情况后,立刻通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全力保护李宗仁。最终,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封锁下成功返回祖国,受到了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的热烈接见。李宗仁在归国后,感慨万千,回想起与蒋介石的“兄弟情深”,不禁感慨道:“这就是介石兄和我的‘深厚兄弟情’啊!”
另外,蒋介石的另一位“罪魁祸首”是美国的马歇尔。马歇尔,美国著名的五星上将,曾任陆军参谋长和国务卿。蒋介石对马歇尔的憎恨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分歧。当时,蒋介石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含有压迫与欺诈的成分,特别是美国控制着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使蒋介石深感不满。而马歇尔则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甚至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残暴的专制者。这些积怨最终在1945年爆发,蒋介石对马歇尔的态度变得极为恶劣。
1945年冬天,国共内战的导火索引爆。美国试图调解国共冲突,马歇尔被任命为特使。然而,蒋介石与马歇尔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马歇尔提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但蒋介石坚决反对,他认为马歇尔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对马歇尔的愤怒愈发强烈,最终将失败的责任部分归咎于马歇尔的调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