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时期，北京的消费水平极为昂贵，许多京官为生计发愁，生存在这座繁华却物价高涨的城市里可以说十分不易。根据现存的《李慈铭日记》、《翁同龢日记》和《庚子记事》等私人笔记，我们大致可以推算出当时京官的开支状况。根据这些记载，京官的生活费用主要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涵盖了从高阶大员到低级小京官的生活水平。

第一档：困苦型

这一类的京官通常是刚入仕的低品官员，例如主事、翰林等职务。根据《李慈铭日记》的记载，当时北京物价高得离谱，米价大约为每石2.5两银子，而一套简陋的两间住房年租金约为2两银子。仅仅这两项支出，就需要大约20两银子。再加上日常生活所需的油盐酱醋茶以及取暖和穿衣的费用，最低一年也得花费100两银子左右。

在《过去的钱值多少钱》一书中，作者邵义详细研究了光绪年间的物价水平，认为当时北京一个五口之家维持生计的最低标准为白银48两。虽然当官的收入相对百姓较高，但100两银子的年开支依然是生活的底线。何德刚在《郎潜忆旧》中描述他的一位同僚锡彬的生活状况时提到，锡彬家中的四口人每日的生活费用为100文（当时1文=1500银钱），一年伙食费大约需要20两银子，而锡彬的年俸仅为60两。加上简陋的住房、衣物以及必须的人情开支，100两的年开支对于锡彬来说，必须精打细算才能过得下去。像锡彬这样的低级京官在晚清时期占据了京官群体的一半以上，若不算家庭条件优越的那部分，至少也占了40%。

第二档：温饱型

相对于困苦型，温饱型京官的品级较高，且有一定的资历和社会关系。随着官职的晋升，他们获得经济支持的途径逐渐增多，尤其是一些来自外官的施舍和小额的灰色收入，虽然这些收入的数额并不大，却足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由于这些额外收入的支持，温饱型京官的生活水平相较困苦型有所提升，住房和衣着方面也能够保持一定的体面。

晚清名臣张之洞，作为一名资深官员，长期在京为官，便是典型的温饱型官僚之一。光绪九年，张之洞曾上奏朝廷，申请加津贴。在他的奏疏中，详细列出了京官的基本开支：“京官用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这里的“一金”指的是一两白银，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京官生活的基本水平。许多学者因此认为，京官的温饱水平大致在300两银子左右。

第三档：小康型

小康型的京官不完全取决于官职高低，更多地与家庭经济状况相关。如果能得到家庭和亲戚的经济支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将会大幅提升。小康型京官的生活开支已不再仅限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满足饮食、衣着的基础上，还包括了较为丰盛的娱乐、宴请和应酬费用。当然，娱乐和应酬的开销往往没有上限，因此花费多少也很难一概而论。

在这一档次的京官中，最低的生活标准大约是600两白银。光绪九年，刘光第考中进士并成为刑部主事，他家族经济尚可，属于中等地主之家。他在京城的生活费用每年达到600两，且他曾写信回家称：“留京有家眷，每年非六百金不可。”这样的经济条件，足以租住一套体面的四合院，还能雇佣两位佣人，日常生活也能应付自如。不过，即便如此，刘光第也表示，六百两的年支出已经是勉强维持，饮食和服饰上并不能奢求过多。

曾国藩是这一层次的另一个典型代表。根据《给曾国藩算算帐》一书，曾国藩在刚进京为翰林时，第一年的支出就达到了800两银子。尽管他的家族不像刘光第那样富有，但他在京城为官多年，仍然生活得相对安稳。然而，即使支出达到800两，曾国藩依然需要精打细算，控制各项开销，以免影响整体生活水平。比如他在日常开销方面非常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在被革职后失去收入来源。尽管如此，他的岳父李鸿章仍慷慨资助，每年给予他1000两银子，以确保他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

第四档：奢华型

奢华型的京官则是极少数的高级官员，通常是二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像宗室王公、侍郎等人物。对于这些人来说，金钱几乎不成问题。根据许多记载，正一品的大学士年收入在50000两以上，尚书则为41000两，侍郎也有33000两左右。尽管这些数字的可信度仍然存在一定争议，但它们大致反映了晚清高级京官的经济状况。

这些高级官员的生活水平远超一般京官，但此类官员毕竟是少数，不应视为京官的普遍代表。从整体来看，晚清时期的大多数京官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仅仅比普通百姓稍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