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傅崇碧这位开国少将复职后，再次被军委任命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是他第二次担任这一职务，这种情况在我军历史上极为罕见，足以看出军委对傅崇碧的高度信任与认可。

在傅崇碧重新担任职务的这一天，刚刚复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特意找他谈话。此前，军委的其他首长已和傅崇碧进行了交谈，而这一次，罗瑞卿将焦点集中在了一个问题上——整顿北京卫戍区的领导班子。简单来说，罗瑞卿要求傅崇碧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并提出改进建议。

尽管卫戍区在解放军的整体体系中并非核心部门，但其在北京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其与其他单位大为不同。如果说要对卫戍区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那说明当前的工作状况非常糟糕。

这些问题，傅崇碧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因为他深知，包括自己曾遭到关押的那段经历，都和卫戍区的一些领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如果这些领导被调整，傅崇碧并不会觉得冤枉。

那天，傅崇碧被召到罗瑞卿的办公室。刚一进门，罗瑞卿便毫不客气地训斥了他一番，拍着桌子严厉地质问：“你这是不敢斗争，心软手软，这叫调整班子吗？”

那么，傅崇碧上报的调整方案究竟是怎样的，竟让罗瑞卿如此愤怒呢？

原来，傅崇碧所提出的方案，仅仅对卫戍区领导班子进行了微小的调整，只替换了其中一名领导，其他人依旧原地不动。显然，这样的方案并没有完全贯彻军委的意图，令罗瑞卿非常失望。毕竟，军委已经与傅崇碧沟通过，要求他做好调整工作，可结果却远未达到预期。

对于罗瑞卿的愤怒，傅崇碧自然明白其中的原因。所以，当罗瑞卿训斥他时，傅崇碧始终保持沉默，耐心听着，并未进行反驳。直到罗瑞卿累了，话音渐弱，傅崇碧才开口承认自己未按照上级指示来调整卫戍区的领导班子，这是他自己的失职。

罗瑞卿听后依然不解，急切地问：“你明知这样做是错误的，为什么不立即落实？”

傅崇碧眼中带着泪光，向罗瑞卿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您是我的老政委，老首长，您让我调整班子，肯定是从有利于我工作的角度考虑的，我理解军委和首长的苦心。”

他继续说道：“但您也知道，过去我在卫戍区时，受过的整顿是最多的，而且很多关于我的谣言，都是卫戍区的那些人散播的，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谁能顺利度过难关呢？如果不违心，就有可能成为被整顿的对象。” 傅崇碧深知这个道理，感慨万分。并且补充道，“我们二人正是最好的例子。”

接着，他认真地表示：“正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些，所以现在我们应当清理掉那些不合适的人。然而，这样的报复行为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他们曾把我们整得惨不忍睹，现在我们反过来把他们清除，大家都已经年纪不小，有了家庭，能不能停止这种不断的冲突呢？”

于是，傅崇碧建议：“如果他们的错误是原则性问题，那应该换人。但如果他们只是为了生存，不必再过于追究。”

傅崇碧痛心疾首地劝告罗瑞卿，这种做法对谁都没有好处。可罗瑞卿显然不接受这一观点，谈话也因此不了了之，气氛凝重，两人各自离开。

然而，傅崇碧并没有就此放弃，过后他又三次登门拜访罗瑞卿，耐心地劝说他传递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向军委反映出一个新的开始。傅崇碧的愿望是让大家能够团结、宽松，便于回顾过去的错误并重新启程。经过傅崇碧的多次努力，罗瑞卿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将这个建议传达给了军委的主要领导。最终，卫戍区的领导班子做出了调整，只替换了一个领导，其他人仍然保留原职。罗瑞卿还在军委会议上表扬了傅崇碧，认为从大局角度看，傅崇碧的做法是正确的。

而卫戍区的领导干部们，得知傅崇碧采取“不计前嫌”的宽容态度后，都感动得深受触动，许多人主动找傅崇碧承认错误。当时，他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对不起您，更对不起组织，以后请看我的工作态度。”

实际上，傅崇碧不仅口头上宽容，他也确实在行动中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对待领导班子不计前嫌，连当年参与过抄家、将他送往农场的保卫处长，也被他调回原职，重新安排工作。通过傅崇碧的不断努力，卫戍区的各项工作也迅速恢复了正轨，而这一切，无不展示出他那宽广胸怀和非凡的领导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