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在周边国家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凭借强大的国力和丰富的文化积淀，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文化圈。尽管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衰退和动荡，但依然有不少外国人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和敬意，深受中华文化的吸引。

在中国革命的队伍中，有不少来自外国的优秀人士投身其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例如，中越双料少将洪水、朝鲜人民军炮兵总司令武亭、以及志愿军副司令员朴一禹等人，都是在革命历程中表现突出的代表人物。

如果论及早期革命中地位最高的外国人，那无疑是朝鲜籍的杨林。他曾先后担任红23军军长和红一军团参谋长等重要职务。红一军团在当时是红军中最为精锐的主力部队，军团长和政委在1955年都被授予了元帅军衔，可见杨林在其中的地位非同寻常。

遗憾的是，1936年红军东征期间，杨林在指挥部队强渡河流时英勇牺牲。他奋斗的中国革命和他的故乡朝鲜最终都取得了成功，可惜他未能亲眼见证这历史性的胜利，令人感慨万分。

那个年代，许多参加革命的朝鲜同志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常常使用多个化名，这也给后来史料的整理和考证带来了不少困难。杨林的原名是金勋，他曾用过杨宁、毕士悌、扬州平等名字，但自抵达中央苏区后，他长期使用“杨林”这一名字，因此中国革命史上普遍称呼他为杨林。

杨林出生于1898年（另一说1901年）朝鲜平安道，成长的时代正值朝鲜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黑暗时期。1910年，日本强行通过《韩日合并条约》将朝鲜半岛变为殖民地，这段屈辱的历史让杨林内心充满了愤慨与抗争的决心。

1919年，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这场广泛的爱国运动燃起了全国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烈火。当时就读于平壤崇实中学的杨林成为学生领袖，积极组织和领导同学们抵抗日本侵略者。虽然运动最终未能成功，且遭遇血腥镇压，杨林的父亲被残忍杀害，他本人也被追捕，只得辗转逃亡到中国。

抵达中国后，杨林先后进入新兴的武官学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专攻炮兵专业，并以优异成绩成为16期的顶尖学员。讲武堂本打算留他任教，但杨林选择了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担任教练部学生总队上尉教官。他教过的学生中，后来涌现出许多国共两党的著名将领。

杨林进入黄埔的时期正值中国大革命浪潮，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在校内激荡。他结合自身实践，最终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东征、北伐以及南昌起义，期间担任叶挺独立团第三营营长，这在当时已是较高的军事职务。

南昌起义失败后，杨林随刘伯承等赴苏联深造两年多，军事素养得以显著提升。回国后，他被派往东北，从事中共满洲省委和东满特委军委书记等重要工作。他结合东北实际撰写了《东满游击队工作纲要》，该文献成为游击队学习和借鉴的重要教材。

1932年7月，杨林奉命回上海开会，不久转赴中央苏区，担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在中央苏区期间，他参加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战役，职务持续提升，历任红23军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要职。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林被选为175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成为中央苏区政府中为数不多的两名外籍委员之一，仅次于洪水，连后来被视为朝鲜第二号人物的武亭都未获此殊荣，足见杨林的卓越能力和崇高地位。

长征期间，杨林担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干部团肩负保护中央机关安全及培养干部的重任，同时也参加重要战斗。夺取通安镇之战中，干部团以少量伤亡消灭了数百敌军，俘虏敌军600余人，战绩辉煌。

红军抵达陕北后，杨林调任红15军团75师参谋长。当时敌人欲趁红军尚未稳固之机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央调集多路兵力于直罗镇反击，杨林率75师奋勇作战，追击敌军25里，歼灭一个营并俘获敌109师师长牛元峰，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1936年2月，东征期间，杨林亲率75师223团第1营担任渡河先锋。2月20日晚，先锋营在贺家坳强渡河流，未至对岸便遭遇敌人发现。危急时刻，杨林果断下令部队边进攻边还击，成功抢占滩头阵地，确保后续部队顺利渡河。随后他率部追击残敌时，腹部中弹。

当时医疗条件极其有限，杨林忍受剧痛一昼夜，最终壮烈牺牲。在意识模糊间，他仍念叨着前方形势及毛主席是否安全渡河，展现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深切牵挂，令人无比感动。

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有30多名朝鲜籍战士，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时仅剩杨林和武亭两人。杨林的牺牲实际上保护了武亭的生命，令后者得以继续革命道路。

杨林去世后，彭德怀召开会议指出：许多外国革命者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不能再让更多外国同志在中国战场牺牲，毕竟他们的祖国也需要他们的力量。此言一出，武亭被调离前线，转为学习研究，最终顺利回朝鲜，并一度成为朝鲜第二号人物。

若杨林幸存回国，其命运或可类比武亭。武亭回国后任北朝鲜五道行政局副委员长，因五道行政局为当时最高权力机构，武亭当时是朝鲜实质上的第二号领导人，直属民族主义者曹晚植领导。

但苏联对武亭的中国背景持保留态度，半年后武亭被金日成取代副委员长职位，之后主要从事军事事务，逐渐被边缘化，难以涉足政治权力核心。

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当时曹晚植被苏联控制，金日成为最高领导人。朝鲜高层权力复杂分布，国内派、游击队派、延安派及苏联派各拥势力，最大权力掌握在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派及朴宪永领导的国内派手中，而延安派则人数较多却处境尴尬。

朝鲜战争结束后，延安派遭遇清洗，主要人物如武亭、金斗奉、朴一禹、崔昌益和方虎山等，命运多不佳。若杨林幸存归国，其起初地位或与武亭相当甚至更高，但结局恐难逃相似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