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曾经学习过，遵义会议是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纠正了王明路线的错误，确立了毛主席为核心的全新领导班子，从此革命形势逐渐走向了有利的局面。那么问题来了：自此之后，红军是否就彻底摆脱了王明路线的影响？毛主席是否一直牢牢掌控着最高领导权？很遗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完全是肯定的。在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以极其高调的姿态回到了国内。一抵达延安，他就对毛主席进行了“下马威”，没过多久，又召开了会议，对支持毛主席的干部们进行了猛烈批判。做完这一切后，王明自信满满地跑去武汉的长江局，拉起了自己的“大旗”，令延安的命令无法传递出去。毛主席后来回忆起那段时期时，形容自己的处境时用了“孤立”这个词。

的确，在那个阶段，毛主席的处境十分孤立。高级将领们中，大多数人态度模糊不清，要么听从长江局的命令，要么对毛主席保持沉默。只有贺龙一位将领坚决表态支持毛主席，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那么，毛主席是如何最终逆转这一局面的呢？

王明早在红军时期便前往苏联，由于得到米夫的支持，他始终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红军的行动。这样一个远离战场的人，常常充满了脱离实际的想法，红军因此不得不为一些毫无必要的牺牲付出代价。

或许有人会疑惑，既然他身在远离中国的苏联，为什么国内的人还要听从他的指令呢？这一点要从共产国际的运作说起。从其名字来看，共产国际并非某一个国家的组织，而是一个管理全球共产党的机构（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有很多重叠）。各国的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共产国际的分支，当然，中国的共产党也包括在内。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甚至是指派的。即便是通过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如果共产国际不认可，也不会被承认。唯一例外的是遵义会议，因当时电台受损，中央红军无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才让毛主席重获领导权，真可谓天佑中华。

稍后，红四方面军的张某在草地分兵时，凭借兵力的优势，强行南下并宣布“另立”，即使在四川碰壁，他依然不放弃继续发展自己势力的想法。然而，来自苏联的张浩发了一封电报给张某，之后张某最终放弃了“另立”的计划。为什么？因为张浩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指示中国的革命必须服从毛主席的指挥。在共产国际的一句命令面前，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在了解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力后，便能理解为何王明的地位如此特殊。1936年的洛川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独立自主进行山地游击战”，这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提议，却令苏联产生了不满。当时，苏联在东线和西线的战火中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们认为中国国力薄弱，只有各方力量紧密团结才能抵挡日本的侵略。如果国共两党产生分歧，可能会被日本逐个击破，整个远东局势就会岌岌可危。苏联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却未考虑到中共完全服从国民党可能带来的后果，而毛主席则关注如何为中共发展出一条独立的革命道路，两个立场的冲突让苏联决定让王明回国去推动与国民党的“统一”。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陈云等人抵达延安机场，毛主席亲自出席欢迎仪式。然而，王明见到毛主席后，立即表现出对毛的高傲态度。他对毛主席说：“大家太客气了，我们奉共产国际的命令回来，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欢迎我们，实际上是我们欢迎毛泽东同志。”这句话明显是为了争夺领导权。不久后，王明便召集干部开会，这次会议被称为“十二月会议”。在会议上，王明毫不留情地批评与毛主席走得近的干部，否定了洛川会议确立的持久战、游击战、独立自主三大方针。那些支持毛主席的干部几乎都被批斗了一遍。

因为拥有共产国际的背书，许多被批斗的干部只能低头做检讨。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单方面提出了一份新的政治局成员名单，遵义会议选出的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人被踢出，而他自己、康生、陈云等人则被纳入其中。王明的意思很明显：过去的一切都不算数，今后由我说了算，不需要与你们商量。这种跋扈的做法令人震惊，但更可怕的是，当时竟然没有人敢反对他。

王明深知自己在延安最多只能得到那些信奉共产国际的高级干部的支持，而中层和基层的指战员，尤其是那些亲自参与过胜利的毛主席，更加愿意听从毛主席的领导。因此，“十二月会议”后不久，王明便跑去武汉主持长江局，发展自己的势力。

毛主席在后来回忆时曾感叹：“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那个时期的确如此，王明在武汉名义上代表中央发号施令，许多信息和命令也仅仅传递给长江局。王明在掌控大权后，积极配合苏联大肆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并推行“统一战线”策略，许多干部包括周总理都受到影响，纷纷跟随王明的路线。唯有贺龙明确表示支持毛主席，坚决反对王明。

贺龙，作为毛主席的支持者之一，尤其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虽然贺龙是十大元帅中最晚与毛主席接触的，但他曾独立领导过根据地，因此对毛主席的三大战略有深刻的理解。120师的一些干部受到王明观点的影响，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低头让步，就能换来和平，因此不敢扩大抗日武装，不敢与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发生冲突。面对这种情况，贺龙严厉批评道：“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不过是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任人宰割！”

尽管贺龙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120师中的一些干部依然担心贺龙的言论会破坏统一战线，于是他们联名写信，要求让贺龙回延安“学习”。这封信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他们对王明路线的支持。而这些干部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王首道、王恩茂。即便这些人后来成为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王明在当时的影响力依然让毛主席的处境非常困难。

120师的政委关向应得知这封信的存在后，立即赶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毛主席严肃批评了试图调动贺龙的错误意见，并高度评价了贺龙：“贺老总有三条：一是对敌斗争坚决；二是对党忠诚；三是与群众紧密联系。”

这次事件暂时安抚了120师的干部，但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某个支部，而是在王明身上。毛主席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军心会大乱，必须采取措施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