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诸葛亮六出祁山，志在北伐中原，可惜最终未能成功。这一结果常常被一些人批评为“穷兵黩武”，甚至指责诸葛亮忽视百姓的安危。有人觉得他过于执着于战争，未能考虑百姓的痛苦。这样看问题，显然是片面之见，是在转换了角度之后的偏颇判断。

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理清楚的。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结果来反推行为的逻辑，而是要从行为的出发点去分析最终结果。结果是行为的产物，但行为的逻辑却不能单纯依赖结果来做解释。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为改变家庭命运而辛苦奋斗的人，即便几次尝试失败了，我们能说他是在“白白折腾”吗？再如，一个为考上好大学而寒窗苦读的学生，若最终没有如愿，难道可以嘲笑他的努力毫无意义？又比如，很多人一生坚守做好事的原则，即便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回报，难道就能说“做好事没有意义”吗？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想强调的是，目标、希望、使命和责任这类东西，其实并不是完全确定的，无法用“必然逻辑”去解读。人力虽能拼搏，但有些事情终究还得看天命，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在风雨中前行，而不问前程。

公元220年，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曹丕继位称帝，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曹丕的登基有点像我们现在打牌时，觉得自己手中的牌非常强，于是便迫不及待地亮明了底牌。当曹丕称帝时，许多人感到尴尬，尤其是那些曾为汉室效忠、依附曹氏的势力。

比如，曹魏集团中的许多曾自诩为忠臣的官员，平时披着汉室忠臣的外衣，现在曹丕要彻底摒弃这个“名分”了，局面一下变得尴尬无比。再比如刘备，平时靠着“汉室宗亲”的身份不断获得支持和资源，而曹丕一宣布帝位继承的变化，刘备的政治立场瞬间变得尴尬，这使得他继续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号召百姓支持的难度急剧增加。至于孙权，原本在曹操和刘备的时代，虽然实力不如人，但在名分上还算平等，然而曹丕登基后，孙权成了曹家的附庸，这种变故对他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总之，曹丕称帝使得整个政治格局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氛围，曹魏的臣子选择继续隐忍，刘备选择了顺势称帝，试图与曹丕抗衡，而孙权则静观其变，等待适当时机。

讲到刘备称帝的动机，原因其实很简单——他如果不称帝，那就意味着他一切的立场和信念将面临彻底的崩塌。作为“光复汉室”的旗帜人物，他必须回应曹丕的举动，否则他在百姓和各路势力中的影响力会急剧下滑。因此，他制造了一个关于“汉献帝死于非命”的假消息，暗示曹丕篡位的过程并不光彩，自己作为刘家最后的希望，要挺身而出捍卫汉室的正统。

而孙权在这场斗争中其实没有刘备那么直接的动机。他的称帝名正言顺，更多是出于一个与刘备和曹丕抗衡的需求，但在名分上他显得尤为薄弱，因为东吴的“江东孙家”并不具备传统的皇族背景。孙权之所以称帝，一方面是为了增强自己在东吴的权威，另一方面则是对局势的反应——毕竟，早些年他已经决定投向曹魏，而后又不得不反转立场，与蜀汉合作，在背后推翻曹魏的影响。

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使得曹魏、蜀汉、东吴三方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形成了微妙的动态。而接下来的蜀汉北伐，也正是基于这个微妙的格局。

回到蜀汉的北伐战略，诸葛亮选择在227年发起北伐，除了时机上的巧妙选择，还有两大背景因素：首先，曹丕去世后，曹魏内部出现了一定的政治空隙；其次，曹魏对于西线的防守较为松懈。两者共同造就了一个相对适宜蜀汉出击的时机。

蜀汉北伐并非单纯出于好战，更多的是一种战略性选择。当时，蜀汉的实力并不强大，处于弱势，面对曹魏的强大压力，如果不主动出击，局势很可能在未来变得越来越不利。因此，诸葛亮选择在曹魏政治和军事体系处于过渡时期，发动北伐，试图通过出奇制胜，争取更多的战略空间。

诸葛亮的北伐，可以理解为蜀汉在面对强敌时的一次战略突破。就如同现实中一些较为弱小的个体，在外部压力下，不得不寻找突破口，寻求改变现状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既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也要尽力实现自己的信念。北伐不仅是为了捍卫汉室正统，也是为了解决蜀汉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