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时，八旗的军队人数远远超出建立初期的六万满洲人，而应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以及汉军八旗的兵力。在清朝初期，八旗的总兵力并不局限于努尔哈赤时期设定的数量。

“八旗”制度起源于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度，它是一种深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社会生产与军事组织形式。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通过整合和调整，设立了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等八个旗，从而正式建立了八旗制度。

根据八旗制度的规定，最基本的单位是牛录，每个牛录约为300名军民，可以从事生产和战斗。进一步的编制中，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每个固山由额真领导，而“旗”的概念正是来源于“固山”。按照这一编制，每个旗应包含25个牛录，共计7500人，因此八旗的兵力应为六万。然而，由于努尔哈赤与明朝、周边女真和蒙古部落的战争，不同旗的损耗及补充情况各不相同，导致八旗的兵力逐渐超出原有的配额。

例如，在努尔哈赤时期，正黄旗由努尔哈赤亲自统领，拥有45个牛录；镶黄旗有20个牛录；由代善与其长子岳托统领的正红旗和镶红旗分别有25和26个牛录；莽古尔泰的正蓝旗拥有21个牛录；阿敏的镶蓝旗则有33个牛录；皇太极与努尔哈赤的长孙杜度则分别统领25个牛录的正白旗与15个牛录的镶白旗，总牛录数为210个。到了皇太极时期，仅他和长子豪格所领导的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牛录总数已达到117个，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领导的正白旗和镶白旗也增加至98个牛录，而代善的正红旗、镶红旗和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则有96个牛录，总牛录数达到311个，兵力接近10万。这个数字仅仅包括满洲八旗的兵力，并不包括皇太极时期建立的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皇太极在登基后，改变了努尔哈赤的民族敌视政策，积极吸纳蒙古和汉族各阶层的人才，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对于蒙古部落，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采取了宽容和联盟的策略，不仅通过联姻扩大与蒙古部落的影响力，还借助蒙古军队的强大战力来对抗明朝和其他蒙古部落。最初，清朝的蒙古八旗主要针对漠南蒙古各部，随后逐渐扩展到漠北和漠西蒙古，进一步促使蒙古各部对清朝的归附。

汉军八旗的设立对清朝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它为降服的汉族将领和士兵提供了安置机会，确保他们的地位，从而更好地利用其资源；另一方面，汉军八旗也成为了一种身份象征，对后续的战争尤其是清军入关后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吴桥兵变”期间，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要求将他们的部队编入汉军八旗，这不仅表明他们对汉军八旗身份的认同，也反映了他们对当时地位的忧虑。

随着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设立，加上原有的满洲八旗，清军的总兵力猛增，达到了接近二十万人。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努尔哈赤设立八旗时的六万兵力。在清军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投降的南明军队也极大增强了清军的实力。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背明降清”的将领层出不穷，李永芳、孙德功、丁碧等人尽管军阶不高，所领导的军队也较为有限，但他们的投降为清朝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的投降，带来了万余军队和必需的航海与火炮技术，使得皇太极十分欢喜。此后，洪承畴的投降更是极大震撼了明朝，而吴三桂在“山海关大战”中的投降，则为清朝赢得了重要的兵力支持。

然而，与后续南明小朝廷向清军投降的情况相比，这些早期投降的将领显得微不足道。比如，左梦庚的投降为清军带来了二十万兵力，而当时阿济格所领导的军队不到十万人。而在南明的“江北四镇”崩溃后，明军的投降人数高达四十万，这一改变使得清朝的军力迅速膨胀。

不仅如此，南明朝廷的官员也在清朝的接纳政策下，纷纷投降，迅速推动了清军的统一进程。多尔衮的“全盘接收”政策为清朝的统治提供了极大助力，使得汉族官员积极投降，减少了抵抗力量的同时，也为清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除了军事上的成功，清朝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手段，确保了统治的稳定。清军入关后，清朝采用的政策不仅仅限于军事征服，更多的在于通过接纳明朝旧部，调和民族矛盾，最终稳固了对汉地的统治。

然而，清朝的统治并非没有挑战，尤其是“剃发令”的实施，深深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情感，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抗和惨烈的镇压，但这些问题并未阻止清朝的持续扩张。最终，1644年清军入关，八旗的总兵力约为二十万人，而南明军队的投降使得清朝最终实现了天下一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