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记载，周公东征后对投降的殷商贵族说道：“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这里的“有典有册”，指的就是有记录的文献资料，即书籍。关于古代中国的书籍记录，史书中还提到，伏羲、神农和黄帝的文献被称为《三坟》，而古代中国的事迹则被记载在《尚书》里，包含了尧、舜、禹等历史人物的事迹。此外，夏朝的占筮方法被称为《连山》，周朝的占筮方法叫《周易》，商朝则有《归藏》......这些记载表明，商朝不仅已经有了“典籍”，甚至可以推测，夏朝乃至更早的五帝时代，中国就有类似的文献资料了。

然而，在古代历史的常规认知中，秦朝的蒙恬被认为是毛笔的发明者，而春秋时期的书写工具普遍为竹简或木简。那么，商朝如何能具备“有典有册”的条件呢？实际上，通过甲骨文的研究可以发现，商朝的书写系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绝非我们通常认为的原始状态。

考古发现的商朝文字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甲骨文，属于“刀笔文字”；另一种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属于“金文”。然而，很多证据表明，商朝日常的书写方式其实是使用了毛笔。

关于毛笔的起源，晋朝的崔豹在《古今注》中提到，秦朝的蒙恬发明了毛笔，并且使用兔毛和竹管制成。而唐朝李瀚在《蒙求》中也提到“蒙恬制笔，蔡伦造纸”。从这些文献来看，毛笔似乎始于秦朝，但实际上，考古学提供了两项关键证据，证明毛笔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存在：

首先，毛笔的历史在中国至少已有4000年。在石峁古城和陶寺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类似毛笔留下的痕迹，最为典型的是在陶寺遗址发现的两个字，其中右边是“文”，左边可能是“尧”或“邑”，虽然尚未完全解读，但已经是清晰的书写痕迹。随着商朝的到来，毛笔并没有被淘汰，反而继续使用。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过一件大理石戈，上面清晰可见毛笔写的字。此外，商朝的玉戈上也有用朱砂书写的字，这些都为商朝使用毛笔书写提供了直接证据。进一步地，甲骨文的边缘有朱砂痕迹，说明这些甲骨文可能是“先写后刻”的，或者是用朱砂做的练习，这也显示了毛笔书写的存在。

其次，甲骨文本身也证明了商朝有毛笔的使用。与西方字母文字不同，每一个汉字背后都反映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比如“书”字、“史”字和“聿”字，都是与书写工具相关的汉字，尤其是“聿”字，它是“笔”的象形字，最早的“聿”字表示的是手持笔的形象，后来为了表明它的功能，字形加上了竹字头。这些汉字的构造及其演变过程，暗示着商朝时期已有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

根据以上证据可以看出，商朝早已具备了毛笔书写工具，而秦朝的蒙恬只能算是改良，正如蔡伦改良了纸张一样，毛笔的使用在商朝就已经普遍存在了。

在商朝，除了青铜器和甲骨兽骨，考古学家并未发现其他书写载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形式的载体存在。甲骨文中的“册”字，就是竹木简编成册的象形字，与后来的简书非常相似；而“典”字，则是双手捧册的象形。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商朝有专门的“作册”官职，负责在竹简上书写和记录国家大事，说明商朝的官员已经能够使用竹简文书系统。到了西周，也有类似的职位，如“册内史”和“作命内史”，说明这些职位的职责是与书写和记录相关的。

因此，甲骨文的书写与商朝的日常文书记录不同，甲骨文多用于祭祀和与神灵的契约，采用刀刻方式，而商朝的日常文书则使用毛笔书写在竹木简上。尽管竹木简文书容易腐朽，难以保存，但考古学的发现表明，商朝的文书记录系统并不局限于甲骨或青铜器，它们已使用竹简作为载体。

最后，考虑到商朝的历史悠久且疆域庞大，若没有一套高效且简便的书写系统，难以有效管理整个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商朝日常必定使用毛笔和竹木简来记录行政事务。这个结论也为商朝“有典有册”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总结来说，考古学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商朝“有典有册”，还表明中国古代文书记录的历史远比我们所想的要悠久，甚至可能早于商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