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三杰蔡锷、唐继尧、李烈钧

二、李文立论的前提并不存在

如果有人说他发明了永动机，最简单的方法是将这个永动机展示于众。同样，李文既然说“蔡锷23日领衔拍发‘云南反对帝制第一电’”“蔡锷24日领衔拍发‘云南反对帝制第二电’”（李文此处所述的是指上海等报纸上刊发的“第二电”，并非前述蔡锷与戴戡联名的致袁世凯的“敬电”，下同——引者）“12月25日的讨袁通电也是蔡锷领衔”，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上述完整的电稿公诸于众。然而，李文虽然抄录了所谓上述三份电稿却均非真正由蔡锷领衔，因而也均为镜中之花、水中之月。

下面，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李文抄录的所谓“蔡锷领衔”三份电稿吧。

李文所抄录的所谓“蔡戴刘唐任五人列名的漾电”，“即云南护国起义的真正的第一份漾电”，其实就是前述梁启超代拟交由蔡锷带往云南、后来经上海等地报纸刊发、再后来被收入《盾鼻集》中的“第一电”或“警告电”，并且文末既无至关重要的所谓“蔡戴刘唐任五人列名”的署名，更无所谓“漾”的代目韵目。如前所述，梁启超代拟这份电报虽因当时无法确定发出的时间而无代目韵目，但文末的署名为“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而上海等地报纸刊出的署名也为“唐继尧、任可澄等”。显而易见，无论是梁启超代拟的“警告电”还是上海等地报纸刊出的“第一电”都不是由蔡锷领衔，而李文认定的这份既缺署名又无代日韵目的疑似“第一电”或“警告电”就是“蔡锷23日领衔拍发‘云南反对帝制第一电’”，有可信性吗？

上海《时事新报》1915年12月26日

李文所抄录的“蔡锷24日领衔拍发‘云南反对帝制第二电’”，其实就是前述梁启超代拟交由蔡锷带往云南、后来经上海等地报纸刊发、再后来被收入《盾鼻集》中限定袁世凯“二十四小时赐答”的“第二电”或“最后通牒电”，并且既无蔡锷领衔的署名，也无代目韵目“敬”。 如前所述，梁启超代拟这份电报原件上并无代目韵目，文末的署名为“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上海等地报纸刊出的署名为“唐继尧、任可澄等”。显而易见，无论是梁启超代拟的“最后通牒电”还是上海等地报纸刊出的“第二电”也都不是由蔡锷领衔，而李文说：“这份‘第二电’，就是12月24日(敬日) 蔡锷领衔拍发，限袁世凯24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并认定的这份连署名和代目韵目都没有的电文就是“蔡锷24日领衔拍发‘云南反对帝制第二电’”，有可信性吗？

李文所抄录的“也是蔡锷领衔”的“12月25日的讨袁通电”，其实就是来自1943年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遗集》（以下简称“遗集”）中无抬头、无署名、无日期、无出处“四无”的《致各省通电》。但经查对，其内容与云南报刊上以及北洋政府统率办事处档案和阎锡山档案中所收藏“有电”的内容虽然大致相同，但后者文中的自称词均为“尧”，署名也均为“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军政全体”。即便上海等地报纸上，如《申报》上此电的标题也是《唐继尧等通电》，署名为“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等”。所以，李文拿出源自《遗集》的这篇“四无”的《致各省通电》，仅以其中的自称词为“锷”就认定“也是蔡锷领衔”，有可信性吗？

唐蔡等有电（局部，源自云南《滇声报》1916年1月6日）

山西阎锡山收到的唐蔡等有电（局部）

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李文说蔡锷领衔拍发了以上三电，就不应该只停留在上海等地报纸上，关键是还要提供发电方发出和收电方接收且两方的内容一致的电文实证。经笔者查证，源自北洋政府外交部云南特派员公署档案的唐继尧、任可澄漾电的底稿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收入该馆和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国运动》。同时被编入该书的还有源自北洋政府统率办事处档案的唐继尧领衔的云南讨袁通电（即“有电”）。而时任山西将军的阎锡山的档案中收有唐继尧、任可澄“漾电”和唐继尧领衔的“有电”。再者，如前所述，唐继尧、任可澄漾电和和唐继尧领衔的有电在云南当时的《觉报》《共和滇报》《滇声报》和《云南公报》等报刊上全文发表，李文也承认看到“《共和滇报》是12月25日就已刊登唐任漾电和讨袁通电”，“1915年12月28日，云南督署送交昆明《觉报》刊登了四篇‘紧要电文’，一篇是讨袁通电，一篇是唐任漾电，一篇是张子贞等滇军将领给各省的通电，一篇是将军署给省内各师旅团营长的通电”。经笔者查对，上述发、收电报的内容一致。那么，作为发电方的云南，当时云南的报刊上全文刊发了李文所说的蔡锷领衔拍发的云南反对帝制第一电、云南反对帝制第二电和云南讨袁通电了吗？云南将军府（后改为的都督府）存有李文所谓蔡锷领衔三份电报的底稿可查吗？各省军政机关当时的档案中有收到这三份电报的译电稿吗？可以说，迄今为止，世界上既无李文所说的“蔡戴刘唐任五人列名的漾电”，也无“12月24日(敬日) 蔡锷领衔拍发，限定世凯24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的“云南反对帝制第二电”，更无“也是蔡锷领衔”的“12月25日的讨袁通电”这样三份完整电报的踪影！

由上可证，历史上真正存在的护国战争爆发之前云南军政方面的反袁电报只有两份，即唐继尧、任可澄“漾电”和唐继尧、任可澄等人的“有电”，而蔡锷、戴戡的“敬电”只是敦促袁世凯接受唐、任“漾电”条件之电报，并非提出新的条件。

史学研究讲求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把本来就没有或无法证明有过的事情硬说成有，其立论也就没有前提和依据，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其研究也就失去了价值。李文立论的蔡锷领衔反对帝制的三份电报既然并不存在，其立论也就失去了前提和依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