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周恩来受邀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告别赫鲁晓夫时，感慨道：“目前我们国内情况依然困难，去年经历了严重的灾荒，这三年我的头发也白了不少，这次我一定要赶回去。”赫鲁晓夫听后十分敬佩，紧握周恩来的手，重重地拍了拍，目送他离开了莫斯科。

1959年，我国农业遭遇了严重减产，形势相当严峻，毛主席对此也有所了解，并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协调1959年的计划、生产与建设。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请周恩来报告农业方面的情况，周恩来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指出，由于高指标和高估产的策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说，如果提高农业指标，影响的不仅是人民生活，还会对轻工业的原料供应产生重大影响，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质量，因此，农业必须优先于重工业。情绪激动之下，周恩来说道：“目前，大家反映粮食不足，大家不安。主席昨天提到要主动出击，必须在今年的党代会上降低指标，我建议，既要考虑今年的情况，也要为1962年着想。因此，后三年的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都应降低，这样我们才能留有足够的余地。”这一提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毛主席也坚决决定调整计划，降低指标，争取主动，克服困难。

然而，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回，许多关键建设项目陷入停滞，严重打乱了国民经济的原有计划，导致工农业生产的大幅滑坡，全国粮食严重短缺。由于部分地区上报虚假数据，1959年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高达10000亿斤，但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到了1960年，许多地区的农民由于营养不良，患上浮肿病，甚至出现了饿死的情况。

1960年粮食短缺不仅影响了农村，也波及到城市的粮食供应。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城市由于粮食短缺，普遍发生浮肿病。各地请求粮食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堆满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致使他应接不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带领国家走出了困境。他亲自负责粮食调度工作，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每周，周恩来都要与粮食部门的领导进行多次会谈，了解各地粮食的库存与需求，确保各地的粮食供应情况清晰可控。

曾担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总理找我们谈话时，常常是晚上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有时是九点，有时是凌晨两三点，一直谈到天亮。”周恩来每次听取汇报时，都会认真计算每个省的粮食库存、销售情况和调拨情况，确保没有任何遗漏。他还要求各省领导支持全国统一调拨粮食，并对确实困难的地区提供最大帮助。

在四川，1958年由于大炼钢铁，粮食收成受到影响，导致当地粮食短缺。周恩来立即调配粮食支援四川，帮助其渡过了难关。为了准确掌握全国粮食的真实情况，周恩来设计了一份详尽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记录各省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情况。由于表格内容繁多，这份表格被形象地称为“哈达表”。

周恩来通过这张表格，随时掌握粮食的动态。在视察各省时，他对当地的粮食情况了解得比地方领导还要详细，令许多领导感到自愧不如。他还时常组织干部座谈会，核查粮食生产的实际情况，确保粮食调拨的合理性。

在粮食调拨工作中，周恩来展现出了对国家、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工作作风。一些参与粮食工作的人回忆说：“周总理不仅博学、记忆力惊人，而且要求我们务实求真。有一次，总理请我们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深夜，他坚持计划要做好，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签字同意。”

1960年底，随着粮食短缺问题愈发严重，周恩来几乎每天都与外贸部门沟通，确保进口粮食的及时供应。为了保障粮食问题的解决，周恩来日夜操劳，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他共就粮食问题召开了115次会议，亲自审核了大量报告和数据。

周恩来对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格外关心，常常亲自指示，要优先保障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粮食供应。他还提出对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给予特殊补助，确保他们的营养需求。

在随后的一个大会上，周恩来提出要对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高级干部适当提供肉类、蛋类等，以确保他们的基本营养需求。他始终坚守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信念，自己却从未例外，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

曾有一次，陈国栋在开会时发现周恩来的餐桌上只有窝窝头、馒头和白菜豆腐汤。而在一次家庭聚餐时，周恩来也与大家一起吃饭，饭菜简单，体现了他对国家困难时期的深刻理解与无私奉献。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不例外，他在1960年连续七个月没有食肉，并常常以马齿菜或炒菠菜充饥，长期缺乏营养，最终得了浮肿病。周恩来多次劝他说：“主席，吃点肉吧，为了全党和人民！”但毛主席始终坚持“不吃”，并表示：“大家都不吃，就对了！”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以身作则，坚守与人民同苦共甘的精神，帮助国家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961年，周恩来到东北出差时发现粮食紧张，立即向苏联请求支援，并从远东地区借来20万吨粮食，解决了东北的困境。而在1962年，周恩来也关注到了河北省的粮食问题，指示将红薯干调拨至北京，并亲自带头食用，号召各级干部共同面对困难。

在1961年5月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工作会议，提出并起草了《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调整和精简工作正式开始，为后续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段时期，周恩来还非常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要求各级干部要做到清廉自守。1960年，青海省曾为中央送来五万斤鱼，周恩来对此行为表示愤怒，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严厉批评，坚决要求杜绝类似行为，强调在困难时期，必须坚守节俭原则。

此外，1961年，周恩来严令禁止送礼，并亲自写信批评不遵守规定的地方党委，展现了他对党纪的高度重视。

经过数年的努力，粮食问题终于在1962年底基本得到解决。周恩来曾感慨道：“这三年来，我没有休息过一次。”虽然粮食问题得到缓解，周恩来依然没有松懈，提出了建立农村集体储备粮的计划，并致力于将国家储备粮纳入年度计划，进一步巩固国家粮食安全。

此后，周恩来还关注人口问题，尤其是计划生育问题，认为人口增长和粮食安全密切相关。最终，计划生育政策在1972年取得显著成效，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

如今，周恩来的粮食政策仍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今天的中国，回顾他那段艰苦岁月，所有的努力与奉献，依旧让人深感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