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的一个早晨，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会议。在会议开始之前，室内寂静无声，似乎连一根针掉落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有人都静默不语，气氛凝重而庄严。突然，毛主席打破了这份寂静，他拿出一封信，声音低沉地说道：“这是许光达同志的降衔申请书，大家过目一下。”这封信在毛主席手中一传而过，会议室中的每位与会者都依次翻阅着，眼中不禁露出了尊敬之情。原来，这封信是许光达主动申请“降衔”的请求。

那时，中央决定对全军进行军衔评定，很快，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这一消息让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资历和贡献上与大将军衔的要求仍有差距。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许光达首先去找了贺龙同志，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不仅是许光达的朋友，还是他的上级。听到许光达的来意，贺龙安慰他说：“这件事不必太担心。依我看，军衔的高低并无绝对标准。如今，红二军团当中，还有谁能担当大将的重任呢？”

许光达接着问贺龙：“如果周逸群和柳直荀还在世，那么他们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军衔呢？”贺龙稍作沉思，回答道：“如果他们在世，可能会像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一样，承担政工的工作。”随后，许光达又询问，如果贺锦斋和段德昌还健在，他们的军衔又该如何评定。贺龙表示，若两位战友还在，肯定会获得大将军衔。听到这些话，许光达心中逐渐释然，但他依然希望能降低自己的军衔，于是他表示自己希望能够降衔为上将，将大将的名额留给其他更具才华的同志。

虽然贺龙元帅理解许光达的想法，但他也无法轻易决定此事，只能将许光达的请求传达给中央军委，最终的决定还需军委的批准。与此同时，许光达并未坐等结果，他亲自撰写了一份报告，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在报告中，许光达写道，尽管感到欣喜，但内心却充满了“不安和愧疚”。他自觉自己没有做出过足够的贡献，无法承受大将军衔的荣耀，因此请求将军衔降至上将，并希望把大将的荣誉让给更有资历的同志。许光达特别提到自己在红军长征时未能和战友们共同经历艰难岁月，因此对自己感到深深的愧疚。事实上，许光达并非因个人意愿未能参加长征，而是当时他正身在国外，无法回到国内。

许光达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贫困家庭，虽然家境贫寒，但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入了长沙师范学校。1925年，许光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炮兵科的学员。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张发奎的炮兵营担任见习排长。国共合作破裂后，许光达毫不犹豫地脱离国民党，前往南昌准备参与起义。遗憾的是，当他赶到南昌时，起义队伍已经离开，许光达决定继续追赶，最终在1927年9月参加了三河坝激战。在这次战斗中，许光达身受重伤，幸得当地农民救助，并在民间疗养了数月。

直到1929年，许光达在安徽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被派往上海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他参与了湘赣地区的红六军建设，并与贺龙的红四军共同组成了红二军团。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许光达屡次负伤，甚至在1932年应城战斗中受重伤。因战时医疗条件差，他的伤势未能及时得到治疗。夏季，许光达被送往苏联疗养，并顺便接受了军事学习。1937年，许光达才得以回国，参与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立下赫赫战功。

即使在军事贡献上，许光达完全有资格担任大将军衔，但他依然心存不安。他认为自己没有经历过长征等艰苦的岁月，尤其是在许多战友英勇牺牲的情况下，他无法承受这一荣誉。他两度向中央申请降衔未果后，最终还是被授予了大将军衔。尽管如此，许光达依然请求将行政级别从四级调整为五级，这一请求也得到了批准。因此，许光达虽然名义上是大将，但享受的是五级行政待遇。

许光达不仅自己低调谦逊，也以身作则，影响着他的家人。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后，许光达选择将军衔交给了儿子许延滨，而许延滨也未曾向外人炫耀。他知道这份荣誉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父亲和那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先辈们。许延滨不仅继承了父亲谦逊的品质，还在自己的职场上多次为他人让路。许光达的妻子邹靖华与他共同经历了长时间的离别，他们的爱情成为了革命年代的传奇。邹靖华在工作中也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甚至在有机会提升职务时，都会让给其他更需要的人。

最终，许光达于1969年因病去世，他的离世让所有人都深感惋惜。许光达的家风深深影响了他的家人，他的遗愿也成了后人的榜样。邹靖华去世后，按照遗嘱，将所有财产用于为许光达出书，以纪念他的伟大与无私。这段爱与奉献的故事，至今依然令人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