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下旬，晋察冀军区在涞源县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会议，总结内战爆发以来的军事经验教训，并对接下来的作战任务进行部署。这次会议，历史上被称为“涞源会议”，不仅是晋察冀军区成立以来最为关键的会议之一，也成为了争论最为激烈的会议。

张家口战役失利之后，大家心中都难掩怒火。大家本着开诚布公、直言不讳的原则，在这次会议上，时任2纵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军分区司令员的郭天民，对军区司令部进行了严厉而真诚的批评。他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

首先，抗战胜利后，军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精简复员，导致了部队数量和战斗力的显著削弱；

其次，在保卫张家口的战斗中，虽然东线战场获得了胜利，西线却被敌军突破，成为张家口失守的关键原因。

在刚刚结束的张家口保卫战中，郭天民担任了东线战场的指挥官，他指挥4个团与国军2个军展开了艰苦的正面抵抗，经过11个昼夜的顽强抗战，成功歼灭了敌军上万余人。虽然东线战场圆满完成了任务，但西线却被敌人突破，郭天民因此感到愤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郭天民是后来成为开国上将的军事人物，他的早年经历颇为丰富。1927年3月，在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加入了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退到海陆丰地区加入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他前往江西，加入了由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从大队长一路晋升到师长、江西军区参谋长和红9军团参谋长，参加了多次反围剿和长征。

在长征途中，郭天民协助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指挥部队独立行动，为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他所带领的部队被中央军委誉为“战略骑兵”。然而，在红军期间，郭天民也曾两度被撤职。一次是在江西，因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视为“罗明路线”的代表，撤去了江西军区参谋长的职务；另一次是在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因为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撤去了红9军团参谋长的职务。被撤职后，他四处打探中央的情况，险些因“泄露军事机密”而遭到处决。

之后，郭天民随二、四方面军北上，担任西路军总指挥部作战局局长、红30军参谋长等职务，并与程世才、李先念等人一同把数百名西路军带到了新疆。回到延安后，他曾担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局长，并随后调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四个月后升任军区2分区司令员。

正如上文所述，郭天民在红军时期担任了长时间的参谋职务，最终升任中央军委的参谋长。这段漫长的参谋生涯，使得郭天民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军事经验，转任一线指挥官后，他很快展现出了极强的指挥能力和战略眼光。

最初的二分区几乎一无所有，与一分区的杨成武所领导的独立团相比，差距显著。郭天民凭借他在中央苏区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带领二分区一步步建设起了晋察冀军区的顶尖力量。经过多年的努力，二分区成为晋察冀最具战斗力的军区之一，他所指挥的2纵更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出众。

1946年，晋察冀军区按照中央政策进行了精简复员，2纵的四个旅减去了其中的一半。但即便如此，在张家口保卫战中，这支部队依然表现出了非凡的作战能力。郭天民的反对精简复员的立场，在这一点上得到了验证。为了保持战斗力，他和二分区政委刘道生商议，将原本要裁撤的老兵保留下来，并悄悄为他们筹集粮草和资金。

当时，3纵司令员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军区裁军计划出台时，他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并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提交给中央局。郭天民与李志民也都支持这个建议，并在报告上签了字。

1946年10月1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晋察冀部队撤出了张家口。在撤退过程中，许多准备好的冬装棉被未能及时带走，只能将其焚烧。这一撤退，使得部队面临着异常艰难的冬季。张家口的失守使得军心和民心有所动摇，而涞源会议便是为了恢复士气、解决这些问题而召开。

会议期间，聂荣臻司令员鼓励大家，强调撤离张家口并不等于失败，不应当因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失去信心。他指出，张家口虽遗憾失去，但不能因此失去方向，要坚持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思想，不能为一时的失败所迷惑。

聂荣臻在晚年回忆录中提到：“一些同志当时在张家口弃守问题上发表了许多长篇大论，认为不该放弃张家口，应该怎么坚守，如何反攻，但他们忘记了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

涞源会议后，军区内部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提升认识，统一思想。为了应对新的战局，军区进行了人员调整，萧克被任命为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担任政委，耿飚为参谋长。各纵队也进行了调整，一纵调回晋冀鲁豫军区，杨得志调任二纵司令员，李志民为政委，三纵和四纵的司令员仍为杨成武和陈正湘。

自涞源会议后，晋察冀野战军积极展开作战，从1947年4月到7月，连续发起了正太、清沧、保北三大战役，并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彻底扭转了战局，进入了主动进攻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