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治登基

公元649年5月26日，李世民去世，享年六十岁。李世民临终时，尽全力为儿子李治铺路，他甚至毫不犹豫地破坏自己的形象，以捏造罪名将李勣从京城赶走。尽管如此，李治刚刚继位时，却依旧如同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唯一知道的就是抱着舅舅长孙无忌痛哭。

长孙无忌看着李治哭得不止，终于忍无可忍，伸手扶住李治的肩膀，语气沉稳地说：“太子——不，皇上，你现在已是皇上，能不能先停一下哭泣，咱们得赶紧处理正事！”

但对于李治来说，什么才是“正事”？他显得十分迷茫，依旧需要长孙无忌的引导与安排。没多久，唐朝的猛将程咬金带着亲自指挥的队伍来到了李治身边，护送他返回宫中，准备进行庄严的登基仪式。

此时的皇宫内，程咬金负责所有的安全事宜，这是李世民临终时做出的安排，连程咬金手中的墓碑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也是为何后来程咬金在征讨西突厥时，尽管部队纵横劫掠，肆意屠城，给唐朝的“仁义之师”抹了黑，但李治却依旧保全了他的性命，轻轻地将他放下，确保他安然无恙。程咬金虽晚节不保，但李治始终记得这次护主的恩情。

此外，程咬金和李勣一样，都是瓦岗势力的关键人物，他们的立场与长孙无忌大相径庭。李治为了对抗长孙无忌，势必需要和程咬金联手。

总而言之，李治看似纯洁无害，像个无知的小白兔，然而笔者认为，他装傻的成分远远高于纯真。当父亲还在世时，他便偷偷与武则天建立了关系，且成功瞒过李世民，这可是小白兔能做得出来的事吗？

五天后，即6月1日，李治正式登基成为大唐第三任皇帝——对，就是在这个6月1日，如今看来，尽管这个日期常常象征着纯洁与欢乐，但一旦与李治的登基结合，却似乎带上了某种隐含的意味。有人甚至开玩笑说，难怪李治像个迟迟不肯成长的孩子，直到那一天才真正成熟……

虽是玩笑，然而其背后却透露出一种讽刺：李治并非真是个小白兔，也不是那种始终未长大的孩子。长孙无忌对此的感触恐怕最为深刻。

二、矛盾的由来

李世民临终时，安排了“两个半”托孤大臣。一个是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另一个是褚遂良，而“半个”则是李勣。由于李世民生前一直对瓦岗势力心存疑虑，所以他临死前故意将李勣贬出京城，观察其反应。

此时，李勣成功通过了考验，李治便按照父亲的嘱托将他召回，升任“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世民的布局中，若将大唐比作一辆车，李治则是驾车人，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是车轮，而李勣则站在车后推车，并保护这辆车免受任何攻击。

这个安排看似周到，但问题是，作为车主的李治，能否掌控得了这辆车？在李治登基初期，他几乎一无所知，所有的决策都依赖惯性，而此时“车轮”的重要性变得尤为突出。

然而随着李治逐渐熟悉了大唐的局势，他开始尝试做出自己的调整，但没想到他突然意识到：他无法控制这些车轮。这时，李治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之间的矛盾便逐渐激化了。

尤其是在“房遗爱案”爆发后，长孙无忌却将事件放大，借此清除异己，甚至将李治心中那些贞观年间的旧事一一提起。当时的李治心生疑虑，哭求能否手下留情，但长孙无忌却依旧坚持，“为了你好”，将李恪处死。

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杨妃，虽然李世民曾一度欣赏其才华并考虑立他为太子，但对于李治来说，威胁最大的其实是李泰，而非李恪。

李治此时已经稳坐皇位，杀掉李恪不但毫无意义，反而可能会让自己背上“弑兄”的骂名。显然，要想掌控这辆车，李治只能更换车轮，但又不能在全速运行时进行更换，否则必将翻车。此时的李治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呢？

三、腹黑的李治

李治需要一个“颠覆性事件”来刹车，这就是著名的“李治废后”事件。此时，武则天已经被李治从感业寺接回，尽管有些反对声音，但阻力相对较小。

但谁能料到，李治突然决定废除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此举完全打破了长孙无忌等人的预期，造成了巨大的震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几乎全力以赴，想要阻止这一变故。

然而，李治凭借最后一招，找到了关键人物——李勣！

若李勣站在李治一方，李治便能够顺利“刹车”，为自己更换车轮创造机会。如果李勣站在长孙无忌一方，那么李治的一切努力便前功尽弃。

最终，李勣坚定地说：“此乃万岁家事，何必征询别人意见？”这一句话为李治赢得了关键的时刻。

随着武则天被正式立为皇后，褚遂良被贬出京，长孙无忌这颗“车轮”几乎失去了作用，李治的权力达到了巅峰。李治开始启用程咬金和苏定方攻打西突厥，随着西突厥的灭亡，李治不仅稳住了朝中的大臣，还牢牢掌握了大唐军队。

当我们回顾李治的这些手段，谁还会觉得他是个“小白兔”或“长不大的孩子”？李治的权谋手段，丝毫不逊色于李世民。不同的是，李世民充满了阳刚之气与自信，而李治则更为腹黑、狡猾。

李治时期，大唐疆土的最大扩展，似乎也解释了这一点。长孙无忌最终没能翻盘，李治凭借低调的手腕最终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然而，李治的光辉并未持续太久，因家族的遗传病“风疾”拖垮了他，直到最终病重去世。

四、遗言卖了大唐

武则天的强势，源于李治的病情愈发严重。这一年，李治年仅33岁，而风疾一发作便会让他头晕目眩，严重时甚至失明。面对这种情况，李治知道自己无法继续单独执政，他不能再启用外戚或臣子，因为他已经深受“外戚”之苦。

因此，李治只能完全依赖武则天。正是这一点，使得“二圣临朝”的局面逐渐显现，武则天开始逐渐掌控朝政，逐步树立自己的威信。

随着李治的病情加重，武则天的权力也日益增强，最终她成为了朝廷的实际主宰。虽然李治曾想再次废除武则天，但他意识到自己的计划无法实施，因为武则天已完全掌握了大权。

李治在临终前，不得不依赖武则天，甚至将大唐的政权交给了她。在遗诏中，他特别规定了七日殡葬，并且赋予武则天对军国大事的最终决定权。这意味着，在李治去世后，大唐的实际控制者不再是皇帝，而是武则天。

李治的这一遗诏，实际上为武则天提供了一个上升的契机，她最终成功地篡位称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