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首先包含了“历”字，实际上指的是历法与时间。历史的时间一旦出现混乱，便会出现诸如关公战秦琼、张飞与岳飞对阵等荒谬现象。因此，在讨论历史时，“历”理应排在首位。

根据西方的历史叙事，西方历法的历史相当悠久。最早使用的是巴比伦日历，后来古希腊与古罗马则使用了古埃及的太阳历。公元前46年，罗马的恺撒大帝在太阳历的基础上制定了“儒略历”，并且到了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对儒略历进行了修改，诞生了“格里高利历”。从这段历史来看，西方古代的历法似乎并不逊色于中国的历法。

然而，三位世界顶尖科学巨匠的记录却似乎不完全支持这一西方的历史叙事，这也让人对西方历史产生了疑虑。

清朝初年的梅文鼎，是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对当时西方的天文研究非常熟悉，并被誉为世界三大科学巨擘之一。他在《历学疑问》一书中详细探讨了中西历法的异同，其中有三段话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关于“恒星年纪岁”。梅文鼎指出：“天方等国以太阴年纪岁（回回法），欧洲以恒星年纪岁（西洋本法）。”所谓恒星年纪岁，是指以恒星的某一特定点为基准，等到地球再次回到这个点时，便被认为是一年。这个周期大约是365日6时9分10秒，也即所谓的“太阳年”。在这种历法下，一年的12个月份与月球的运动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将一年划分为12个月。

回归年纪岁是指太阳在黄道上两次经过春分点、秋分点、冬至点或夏至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大约为365日5时48分46秒，比恒星年略短20分钟24秒。中国古代已经掌握了通过立表测影等方式的24节气，而西方则可能仅掌握了“二分二至”的时间点。

但问题是，采用恒星年纪岁的历法会面临“岁差”问题。岁差是指由于地球自转轴的长期进动，春分点沿黄道逐渐西移，导致回归年短于恒星年的现象。如果不解决岁差问题，恒星年纪岁的历法会越来越不准确，毕竟回归年与地球气候变化直接相关。

但实际上，无论是儒略历还是格里历，都以回归年为基本单位，而非梅文鼎所说的恒星年纪岁。这意味着梅文鼎的描述可能是误传，或者西方的历法史本身存在问题。

接下来，梅文鼎讨论了西方历法中是否存在“立元”问题。所谓“立元”，就是指确定一个纪年的起点。比如现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的年份为起点。根据西方历史叙事，公元525年，狄奥尼西提出耶稣出生的年份应当在古罗马的狄奥克列颠纪年之前284年，七年后，教会采纳了这一说法，并将其确定为公元元年。这意味着西方在6世纪时，已经完成了“立元”。

然而，梅文鼎却提到：“西人言，开辟至今，止六千余年，是即其所用积年也。然历书不用为元者，何也？”即他了解到的是，西方并没有“立元”，而是采用了“积年”的方式来计算年份。

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如果西方没有“立元”，那么为何6世纪时西方史书上又称耶稣诞生之年为公元元年呢？这要么是梅文鼎搞错了，要么是西方历史本身存在问题。

梅文鼎还提到了西方历法是否考虑到岁差的问题。根据西方历史叙事，公元前150年左右，古希腊的天文学家喜帕恰斯发现了岁差的现象，并进行了一定的测定。正常情况下，如果古希腊已经发现了岁差，那么他们在制定历法时应该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西方史书记载称，儒略历已经将岁差考虑进去了，并将一年定为365.25天，通过设立闰年来调整误差。到1582年，格里高利历在儒略历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然而，梅文鼎提出：“恒星既东行，以生岁差，则其正月一日亦屡变无定。”他根据岁差的计算，指出西方历法存在的问题：即今年正月一日的位置不固定，甚至在700年前与1400年前的日期都相差较大，甚至存在日期不准确的情况。梅文鼎进一步提出疑问：“如是不定安可以通行乎？”这也让人怀疑，若儒略历的精度真如西方史书记载的那样，梅文鼎为何会提出如此质疑？

除去这些问题，梅文鼎还提到，明末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等人贬低中国的天文历法。现代人普遍认为，明末中国的历法远远落后于西方，但根据梅文鼎的记载来看，这一观点可能并不完全正确，甚至有故意贬低中国历法的嫌疑。

历法是历史的基础，若没有“历”，就无法谈论“史”。虽然我们不能仅凭梅文鼎的记载就断定西方历史是伪造的，但至少可以看出，西方历史的某些部分确实值得怀疑。

最后，有三点值得我们深思。首先，虽然苏美尔、古埃及、古希腊的天文非常发达，表明他们有着悠久的观测历史，并且拥有很多天文观测台和工具，但考古学中为何没有发现相关的实物遗存？其次，制定历法需要长期的观测和数据积累，而古希腊的天文学往往只留下了结论性的记录，缺乏积累性的详细记载，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最后，西方历史中的时间过于精确，比如古希腊名人历史精确到年、古罗马名人历史精确到日，这样的精确度真的可信么？

通过这些问题，我们也许能更深入地了解历法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并思考历史叙事背后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