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管子》一书中提到，一国的人民可大致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从其排序可见，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待这些行业的不同态度。自从秦孝公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便将农业发展视为首要任务。与此相对，齐国独树一帜，推崇重商主义。然而，齐国最终因五国联军的合力攻打而陷入困境，失去了国土，而秦国则以扫荡六合、横扫八方的姿态，赢得了这场“农商之争”。自此，儒家思想中的“重农抑商”理念便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心中，商人始终被视为低贱的阶层。这种思想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消失。唐朝之前，除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货值列传》，几乎没有其他有关商人事迹的专门记载。但到了大唐盛世，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唐代“扶商”思想的起源：社会生产力进步，财富之门开启

唐代之前，国家对商业的抑制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重税打压商人的经营热情；二是通过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导向，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商鞅变法中就曾限制了客栈和旅馆的数量，一旦有违反者，将面临严厉的惩罚。汉惠帝时期，更是直接下令商人的子女不得仕途，不允许进入朝廷做官。尽管朝廷采取了诸多手段，商人和商业依旧是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商人逐利的本性，使得他们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始终保持着做生意的热情。吕不韦曾通过囤积太子子楚的财富，与秦王室做成了一笔重大的交易；汉景帝也通过向商人借贷，成功平定了七国之乱。铜钱的光泽、银子的闪耀，无不吸引着普通百姓的目光。只要手中有钱，不仅可以买田置地，甚至可以通过金钱购买官职与权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商人的经商手段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富商崛起。尽管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依旧低下，但他们的财富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令当时的统治阶级十分警惕。正如西汉的名士晁错所说：“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为巩固中央集权，对商旅采取了严厉的打压措施。实施了“盐铁官营”和“算缗令”两项政策，收回了盐铁等重要资源，并对各行各业中的商人寡头加征额外税款。尽管这些措施大大充实了国库，增强了对匈奴的打击能力，但商人积累财富的根基却依然没有动摇。进入唐朝初期，尽管“重农抑商”政策依旧占主导地位，但随着生产力的显著提升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业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认可，人们不再以追求利润为耻，反而对富裕生活心生向往，纷纷效仿。正如20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言：“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工具。权力永远不会对穷人开放，但财富之门是自由的。”这一观点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唐朝社会的面貌。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出身和门第的限制可能永远使他们无法成为官员，但只要肯努力，依靠智慧和勤奋，他们就能通过商业手段实现富裕。唐朝文人的作品中也表现了社会对商人态度的变化，柳宗元的《宋青传》、姚合的《庄居野行》和韩愈的《韩昌黎集》等作品，都或提出发展商业的建议，或描述了民间的商业活动，或为商人的利益进行辩护。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唐朝人逐渐摒弃了对经商致富的偏见，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开始逐步提升。

二、唐朝“扶商”政策的实施：轻徭薄赋、修建交通、包容并蓄

从贞观二年到天宝十三年，唐朝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时期国家社会环境稳定，生产力迅速增长。特别是在唐玄宗的天宝年间，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达到了盛唐的巅峰。农业的大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长期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也显得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

（一）关税政策

唐朝初期继承了隋朝的政策，取消了很多禁令，如渔盐酒茶行业的禁令，进一步放开了对商品的监管，降低了关税税率，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国家财富的充盈，关税政策相对宽松，不仅百姓财富增长，国家财政也得到了充实，这对于商业的繁荣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交通建设

唐朝政府非常重视交通建设，大力修建并改善了自秦始皇时代遗留下来的道路与水道网络，使得全国的交通更加便利。《通典》记载，唐朝的交通四通八达，商旅穿梭不断，通过这些便捷的交通网络，货物快速流通，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

（三）对外开放政策

唐朝对外有着宽容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在民族融合方面。大量来自西域和其他地方的商人涌入中原，定居并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这些外来商人的加入，带来了新的文化和商业理念，为大唐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安史之乱的影响

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国家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社会动荡加剧。然而，战争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例如，北方的灾民大量迁徙至南方，促成了南方经济的蓬勃发展；战乱破坏了传统的市场结构，催生了新的商业形式，如“柜坊”和“飞钱”，这为后来的货币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商人地位的转变：“士农工商”重新洗牌

自管仲划分社会阶层开始，商人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既受到朝廷的压制，也遭到文人和百姓的轻视。商人的“逐利”行为常常被认为是有害农业生产的。然而，唐朝社会逐渐发生了变化，商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商人们凭借积累的财富，争取到了更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开始涉足官场。唐高宗时期，一些商人如张达、侯思止等，已成功进入政界，成为商人从政的典型代表。到中晚唐时期，商人甚至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成为仕途中的新兴力量。

结语：

唐朝“重商”思想的崛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商人通过勤奋与智慧积累了财富，为自己赢得了社会的尊重，逐渐改变了社会对他们的看法。唐朝的“扶商”政策不仅推动了商业经济的繁荣，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