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正值国子监朝考期间，江苏元和县的陆润庠成功榜上有名，以优贡身份被选为河南太康知县。这个消息迅速传开，许多人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纷纷称赞他已经在贡生的身份上达到了顶峰，出任知县无疑是仕途上的极大荣耀。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陆润庠来到吏部文选司时，竟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请求，他表示自己不愿意接受太康知县的职位，要求重新安排人选。文选司的郎中听后大为震惊，心想一个普通的贡生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职位，已经是积累了几辈子的功德。更何况，即使是刚刚通过科举考试的两榜进士，在初次选官时，也要等待若干年才能得以补任知县职务。

那么，陆润庠为何拒绝这一机会呢？其实，并非因为他看不上这个七品知县的职位，而是他心中始终有一个进士梦，期望能通过科举再次突破，获得更高的荣誉。

同治十二年，陆润庠顺利通过顺天乡试，考中举人，并在次年如愿以偿地摘得了状元头衔。从陆润庠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清代官场对于科甲功名的看重，许多人宁可放弃现有的官职，也要拼搏进取，争取更高的科举成就。

实际上，清代的状元中，有不少人是在夺魁之前已有过一段官场经历。清代114位状元中，就有22人曾经在考中状元之前担任过官职。然而，他们对于自己贡生或举人的身份并不满足，仍然坚持要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更高的成就。

许多进士出身的官员，往往先担任一些低级职务，再继续修习学业，最终通过科举获得进士资格。这类现象并不罕见，大约占到了20%的比例。例如，陆肯堂、王杰、史致光和陈倓等状元，在取得状元之前，都曾担任过正八品的县学教谕。通过参加会试，他们获得了状元，并最终官至一品，甚至成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另外，一些人在成为状元之后，仕途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比如，朱昌颐，他作为举人已经在官场服务了13年，但因为没有进士的身份，在升迁上屡屡遭遇瓶颈。最终，他决定辞去户部主事一职，安心读书，后来的状元头衔让他在官场上拥有了更大的底气。尽管他最终依旧是正六品的修撰，但他的身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崇绮的经历也与此类似，虽然他出身于贵族之家，且父亲曾为大学士，但家道中落使得他在仕途上多次遭遇困难。作为蒙古正蓝旗的成员，他的官职晋升缓慢，直到同治四年，他考中状元，官场迎来了全新的篇章，最终官至尚书、都统，还成为了同治帝的岳父。

再如王敬铭，来自浙江嘉善，他不仅擅长书画，还天赋出众。康熙帝第六次南巡时，王敬铭迎驾，受到了帝王的褒奖，并被提拔为内廷供奉。然而，他拒绝了这一职务，坚持要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取得官职。经过数年的拼搏，他终于在康熙晚年成功考中状元，并最终成为了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不仅如此，翁同龢、孙家鼐等状元，也曾以秀才身份被选为知县、教官，但他们都没有接受任职，而是选择继续深造，最终都在科举道路上大放异彩，成就了赫赫战功。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清代，读书的初衷本是为了做官，但由于官场体系内重视出身，秀才、举人身份的官员常常觉得自己名不正言不顺，难以在同僚中获得真正的尊重。而作为进士出身的官员，他们在升职方面有许多特殊待遇和机会。比如，乡试、会试考官、各省学政等职位，都是进士出身才能担任的。

曾国藩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虽然他名列三甲进士，但由于殿试成绩不理想，始终没有获得更高的声望。然而，经过多年的努力，他最终进入翰林院，并在官场上有了更为显著的成就。

这些例子显示，清代的许多官员虽然已经官至一定职务，但仍然为了实现更高的科举成就，毅然放弃官职，重新参加会试。显然，能取得进士功名，才是许多清代读书人一生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