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治河工作后，首先认为必须先查清黄河泛滥的根本原因。就像医生诊病时需要“望闻问切”一样，我也需要详细了解黄河的地形、水情及其泛滥的具体原因。为此，我亲自沿黄河进行实地考察，完全不在乎一路上的艰辛困苦。回想起我曾经流落江湖的日子，眼下的艰难与困境不值一提。我一路跋山涉水，足迹遍布数百里，逐一检查每个环节。有时，我会独自驾驶小船驶入水深之处，亲自测量水深，只有这样，我才能准确掌握实际情况。每次，靳大人都会担心我太过冒险，提醒我不要鲁莽行事。面对他的劝告，我总是微笑回应：“我可是河伯托生的。”

不过，我并不自负。我清楚自己还需要广泛地研究古代治河的典籍，并且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无论是士绅、官员还是普通百姓，他们对黄河的了解和经验，往往并不逊色于我。经过充分思考和集思广益，我终于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治河方案。靳辅大人所提出的“治河八疏”方案，正是我与他共同商议的结果。之后，靳大人将这份方案上报给朝廷，其中包含了大规模修复工程、资金筹集以及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然而，由于经费问题，朝廷最初并未批准。我们便对原计划进行了调整和压缩，最终得到了朝廷的同意。从那时起，我便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治河事业中，十年如一日，在黄河的堤坝上奋战，逐步取得了显著成果。

我深知，根治黄河不仅需要治水，更要治沙。在这两者之间，我认为治沙应当优先。因此，我采纳了明代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提出的“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潘季驯的治河理论明确指出：“水合则流迅，流迅则势猛，势猛则新沙不停，旧沙尽刷，而河底愈深，水行堤内，河遂其就下之性，方克安流耳。”这虽然是自然之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黄河的变化也很大，不能拘泥于前人的治河方法。因此，我对潘季驯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更有效地束水治沙，我在河道近岸修建了减水堤坝。

在远岸，我又修建了大堤。这样做的好处是，水位较低时，大堤能够加速水流，帮助冲刷河道中的沙土；而水位较高时，大堤则可以有效防止洪水侵袭，避免堤坝溃决，形成双重保障。这一方法，既能够有效束水、冲沙，又能防止溃坝，为河流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我还发明了“开引堵决法”。这种方法主要是在河道决口下游的淤积处修筑一道堰，以截流微弱的河水，并开凿多条沟渠加深河床。在决口上游，根据实际情况开辟引河，利用引水泄洪，缓解洪水的压力，达到更有效清沙的目的。

尽管一些人觉得这种做法过于繁琐，他们认为只需要保运河的安全即可。但我认为，黄河、淮河和运河应该一并治理，不能只治标不治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经过深思熟虑，我大胆地向靳大人提出了我的看法，而他也完全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的合作非常默契，共同推动了许多重要工作。

我们治河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到二十一年（1682年），是治河工程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严重的水患问题。在这一阶段，我们完成了多项关键性工程：一是清江浦至云梯关到海口的疏浚工程；二是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的挑浚工程；三是修建运河以西至高家堰一带的工程；四是堵塞黄河、淮河和运河沿岸的决口；五是进行深挑运河及清水潭的工程等。除了这些大规模修复工程，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其他重要项目，如改建运河口、挑皂河工程和修复归仁堤等。治河的工作非常紧张，任务艰巨，但在广大河夫的辛勤劳动和积极支持下，我们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成功完成了大修和附加工程，基本解决了黄河水患问题。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海口的大规模开辟以及下游的疏通工程成功完成，腹心地区的水患得到了有效治理，水流终于恢复正常，漕运畅通无阻，大量粮食顺利运输至京城。同时，曾经被水淹没的土地逐渐暴露出来，变成了肥沃的沃壤。康熙皇帝首次南巡时，特意召见了我，并为了奖励我的治河功绩，授予我“佥事道”职务。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是否当官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继续从事治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