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的历史时，西方学者通常从商朝开始谈论中国古代文明。对于大禹与夏朝，他们的论述通常停留在“相传”或“据说”的层面，表明他们对大禹是否为夏朝的创建者、夏朝的历史是否真实存在持怀疑态度。这种态度显然没有承认大禹和夏朝的历史地位。

而提到西方历史，亚历山大东征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议题。西方学者往往会详细阐述亚历山大如何通过东征建立起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夸耀其丰功伟绩。然而，虽然大禹治水和夏朝的历史，以及亚历山大东征的事件，都有古代文献的记载，缺乏考古学的直接证据支持，为何西方历史学者在没有考古证据的情况下却坚定地认可亚历山大的历史，反而质疑中国的禹夏历史呢？这无疑令人对西方的历史标准产生疑问。

无论是大禹与夏朝的历史，还是亚历山大东征的传说，古代的史书中都记录了相关事件，但其中的内容和细节存在一定的疑问和争议。在中国古代经典《尚书》和《诗经》中，并未明确将大禹与夏朝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大禹更多被描绘为一位创世的天神，而非历史上的君主。因此，是否大禹真是夏朝的创立者，在早期的史籍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即使在本世纪初，考古学家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遂公盨”，其中提到大禹治水对民众的恩惠，但也并未涉及夏朝的建立。

同样地，在关于亚历山大东征的记载中，有诸多疑问让人深思。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不仅完成了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惊险的后勤安排、极其精准的出兵时机、几乎没有失误的军事行动等，所有的环节似乎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水平，甚至超越了现代战争的标准。再者，阿拉伯的史料中还记载了“亚历山大东征中国记”，这是一个显然虚构的故事，讲述了亚历山大征服中国的假设。因此，亚历山大的东征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大禹与夏朝的历史更加难以令人信服。

从史料上来看，无论是大禹治水与夏朝的建立，还是亚历山大东征，都存在诸多可疑之处。如果要想确认这些历史事件的真伪，最严谨的方式应该是通过考古学的实物证据加以佐证。

关于大禹与夏朝，史书记载了几件重要的事件：大禹治水、禹征三苗、建都阳城、涂山之会（禹会诸侯）。根据近4000年的考古发现，除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大禹治水的事件外，其他三个事件都有一定的考古证据支持。具体来说，湖北天门的石家河遗址、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和安徽蚌埠的禹会村遗址，都与这些历史事件有高度的吻合。例如，王城岗遗址位于登封，这一地点与传说中大禹父亲鲧被封于嵩山的描述极为契合。此外，王城岗遗址的庞大城址与石家河文化的衰退时期吻合，这可能与大禹征讨三苗和建立阳城的历史相符。

在夏朝的早期遗址中，河南新密的新砦遗址也显示出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的联系，似乎可以印证史书记载的“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事件，反映出夏朝初期的历史动态。到了夏朝的中后期，最有可能与夏朝都城相对应的遗址是二里头遗址，该遗址的考古学发掘证明它具有“广域王朝气象”，符合夏朝都城的标准。而且，二里头遗址位于“河洛之间”，这一地点与史书记载的夏朝都城位置相吻合。

尽管上述考古发现具有高度的疑似性，并为史书记载提供了佐证，但这些证据仍然不足以成为确凿的铁证，因此无法完全排除质疑声。毕竟，目前尚未在遗址中发现刻有“禹”或“夏”字样的直接证据，因此对这些证据的质疑仍然是有道理的。

与之相对，亚历山大的东征同样没有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据。尽管亚历山大的东征横跨了欧亚非，行程数万里，征服了无数国家，但至今没有考古学者能够发现能够证明其东征存在的铁证。比如，埃及和西亚的一些城市虽以“亚历山大”命名，但这并不代表亚历山大的东征就一定发生了。实际上，“亚历山大”这一名字在阿拉伯世界也广为流传，甚至出现了“亚历山大东征中国记”这样的虚构故事，这进一步表明，亚历山大可能是多个文化和民族共同尊崇的神话人物。因此，单凭“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并不能证明其东征的历史事实。

同样地，中国也有许多与大禹和夏朝相关的地名，如夏邑、禹州等，如果以这些地名为证据就能证明夏朝的存在，那么亚历山大的东征是否能通过“亚历山大城”这样的地名来证明呢？再者，印度的犍陀罗艺术和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城址等遗址，虽然具有明显的希腊化风格，且出土了部分希腊文铭刻，但这并不直接证明亚历山大曾经东征过这些地区。历史上这些文化特征可能通过其他途径传播开来。

综上所述，无论是亚历山大的东征，还是大禹与夏朝的历史，尽管有一定的史料和考古学证据，但都仅属于“高度疑似”的范畴，缺乏铁证。如果西方对大禹与夏朝持质疑态度，但却毫不怀疑亚历山大的东征历史，那么这种双重标准无疑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