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及西夏这个拥有辉煌文明的神秘部落时，党项人便是不可忽视的核心。党项人不仅是西夏政权的创建者，而且他们的部落在历史长河中与晚唐、辽国以及大宋等政权并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族群。那么，党项人是如何在夏州扎根并建立西夏的呢？

在中国古代史料中，党项族被认为是今天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部地区的西羌部落的后裔。最初，党项部落通过姓氏来命名自己的部落，随着隋朝的建立，这些部落的姓氏逐渐分化，形成了多个不同的部落，如房当氏和拓跋氏，其中拓跋氏逐渐变得更为强大。

隋文帝杨坚在位时，党项部落中的一些部落开始归附中原，逐渐向唐朝靠拢。到了唐代的“开元盛世”和“贞观之治”时期，随着唐朝国力的不断增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招抚”政策让更多的党项部落归顺了唐朝。公元633年，党项拓跋氏首领拓跋赤辞投降唐朝，唐朝为了奖励拓跋氏的归顺，封他为西戎州都督，并赐予他唐朝国姓——李。

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崛起，并开始向外扩展领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促使党项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这次迁徙导致党项部落分散在了庆州、银州以及夏州等地。唐朝为了稳固边疆，将陇西都督府迁至庆州，并任命党项族领袖拓跋思泰为新任都督，统领十二州。随着唐朝末期的安史之乱爆发，党项族再次进行了迁移。

党项的军事力量有着明显的发展轨迹。最初，他们的军事力量与游牧生活密切相关，当时尚未建立常备军，也没有形成徭赋制度。随着党项逐渐稳定，军事力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在西夏建立初期，这一阶段跨越了中唐至五代十国时期。7世纪时，吐蕃的扩张迫使党项民族迁往内地，唐朝将甘肃、陕西、宁夏等地区的部分土地划拨给党项人，使他们得以安置。这一迁徙为党项建立西夏政权提供了重要条件。

内迁后的党项人摆脱了原先游牧生活中的不稳定性，得以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党项人逐渐积累了充足的财力和人力，开始建立起常备军。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提升，党项人也开始面临资源匮乏的困境，随之而来的是对外掠夺和新的迁移。为了进行掠夺，党项人不得不强化军事训练，并建立了更为严格的军队管理制度。

到了拓跋思恭时期，党项人的军事组织逐渐成熟，常备军被分为衙兵、部族兵和汉兵三个部分。除了骑兵，步兵的增加也丰富了党项军队的兵种。内迁后，党项人逐渐转向农业和半农业地区，导致畜牧业的衰退，马匹数量明显减少。党项人军力的增强为他们占据夏州并最终建立西夏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国家力量逐渐衰弱，百姓生活也日益艰难。877年，关东发生严重旱灾，百姓的收成急剧下降，但唐朝的官员仍强制征税，百姓陷入困境。无奈之下，百姓纷纷投向黄巢，试图通过起义改善境遇。878年，黄巢起义爆发，黄巢带领起义军从山东至江南，在攻占广州后北上。881年，黄巢军已逼近长安，唐僖宗逃亡四川成都。

为了夺回长安，唐朝政府任命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派遣他率军进攻陕西。拓跋思恭联合其他节度使，共同出兵逼近长安。黄巢军虽然一度撤退，但很快就返兵攻打长安。拓跋思恭与黄巢军进行激烈战斗，损失惨重。直到883年，黄巢之乱被平定，拓跋思恭因功被唐朝加封为太子太傅，并晋爵为夏国公，夏州节度使。

在唐朝加封的背景下，党项一族终于在夏州站稳了脚跟。此外，党项族崇尚武力的精神也为他们占据并发展夏州提供了重要支持。党项人最早生活在青海和西藏交界的辽阔草原上，依赖狩猎生存，无论是内迁还是内附的党项族，他们的传统狩猎技艺都成为了部落生存的支柱。

在多次迁徙与动荡中，党项族与其他民族发生了许多冲突和摩擦。这些斗争不仅锤炼了党项人的勇猛，也塑造了他们刚烈不羁的民族性格。元昊在建立西夏之前，为了彰显党项民族的特色，进一步巩固部落联合，命令免去唐朝所赐的国姓——李。党项族的义气、气节和信用精神为他们的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西夏的衰落却与内部的分裂以及与强大敌国的持续冲突息息相关，可以说，党项人的尚武精神是西夏的兴盛与衰败的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