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召开的七大会议期间，彭总因百团大战的“刚愎自用”而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检讨。百团大战的策划始于1940年8月，由彭总牵头，他当时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及前线总指挥，参谋长左权及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人也参与了这一计划。而朱德老总自1940年5月26日起回到延安，因此并未直接参与策划这场战役。

在七大期间，主席的办公室主任师哲与主席经常交流。每当在杨家岭会场和住处枣园之间的往返路上，主席便会问及王明的检讨，师哲对此评价为“不深刻”，主席表示认同。当师哲问及彭总的检讨时，主席却认为彭总的检讨“很勉强”，并让师哲为彭总发声。彭总一直以忠诚勇敢著称，然而他此次检讨的原因便是百团大战中的“刚愎自用”。那么，百团大战是否应当打？该如何打？其意义与负面影响又如何？震惊世界的百团大战为何引发了如此多的争议？

1. 从局部看，华北根据地已深陷日军的“囚笼政策”。

1939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多田骏提出了一种新战法：通过铁路、公路和碉堡等多重封锁手段，限制敌后根据地的行动，企图消灭根据地。129师师长刘伯承形容这种策略为“囚笼政策”，这对根据地的存续构成了极大威胁。

2. 从宏观来看，蒋中正的重庆政府也在考虑与日本合作。

抗战逐渐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逐渐意识到，利用汪伪政权的合作远比继续作战更有效。1940年7月，德国在欧洲的“闪电战”大获全胜，英伦三岛忙于应对德军的威胁，因此与日军达成了封闭滇缅公路的协议。与此同时，重庆政府也开始考虑与日方进行某种形式的谈判，计划于8月与日本的板垣征四郎进行高层会谈。

3. 从大局来看，华北地区的敌后战场对日军而言至关重要。

太平洋战场尚未全面爆发，美国尚未参战，南洋和澳洲面临着巨大威胁。若失去中国，特别是华北的敌后区域，日军将在亚洲的战略布局遭受极大冲击，南洋和印度次大陆等地将更早进入日军的“共荣圈”。

接下来，关于百团大战的时机、战术和规模，三者的选择是否恰当呢？

1. 战斗的时机是否合适？

1940年5、6月间，129师进行了几次破袭战。参谋长左权在访问129师时，与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人展开了紧密讨论，决定将129师的破袭战推向极致，对整个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目标是切断敌军的“囚笼”封锁链条。经过充分准备，破袭战于7月23日定为预备时间，8月20日正式发动，时机十分恰当。

2. 战术选择是否有误？

百团大战的核心是破袭战，重点在于破坏铁路交通设施，目标是彻底摧毁铁路线路、桥梁、道钉等，而非直接与敌军决战。然而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八路军的攻坚战与战术方向有所偏离，导致战斗的目标发生了偏差。

3. 战斗规模是否合适？

最初的预定参战兵力为22个团，但随着战斗的推进，参战部队的热情激增，甚至120师也参与其中，最终参战的兵力达到了105个团，远超预期，导致战斗规模呈现出滚雪球般的发展，最终让指挥层感到措手不及。

百团大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但它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1. 打破了日军的“囚笼政策”。

百团大战持续了3个半月，八路军发动了1824次战斗，造成日军伤亡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407人，歼敌超过五万人。日军的“囚笼政策”陷入瘫痪，华北敌后区域成功打通。

2. 迫使重庆政府放弃与日本谈判的企图。

百团大战的震慑效应使得日军不得不从武汉、宁沪杭等地抽调军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最终迫使重庆政府拒绝与日方继续进行高层会谈。

3. 缓解了盟军的战场压力。

百团大战不仅迫使日军在华中和东南地区调动援兵，也有效地减缓了日本南下太平洋的步伐。如果没有这场战役的威慑，日军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进。

然而，百团大战的后期战术偏差，尤其是阵地战和攻坚战的过度展开，也带来了大量的无谓伤亡，并暴露了八路军的真实战斗力。

1. 阵地战和大兵团作战带来了巨大的消耗。

洛川会议曾明确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但百团大战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偏差。由于战斗环境的复杂性，阵地战和攻坚战让八路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伤亡人数居高不下。

2. 日军对八路军战力的重新评估，加速了大扫荡。

百团大战让日军认识到，华北的八路军拥有强大的战斗力，这促使日军在1942年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八路军的扫荡行动，企图消除这一威胁。

3. 重庆政府的反共行动加剧。

百团大战的胜利让重庆的蒋中正深感震惊，八路军的迅速崛起令他无法理解。随之而来的是对八路军的经济和军事制裁，特别是对新四军发动的“皖南事变”，开启了新一轮的反共浪潮。

通过深入的战略反思，百团大战的经验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策略提供了重要的教训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