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理念及其实践对于此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前学界已经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对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内涵仍缺乏一个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钱穆先生曾将“教化”视为中国传统教育的要义，他在《教育与教化》一文中说：“中国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育化二字，有自然与人文之辨，倍当深究。”钱先生还籍以“孔门四科首德行”之例特别指出：“‘德’本于‘性’，则人而通天，由人文而重归自然。此乃中国文化中教育一项之重大目标所在。”可见，“教化”正是全面理解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一个独特视角。

“教化”本是极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特色的概念，不过，自近代以来，人们对于教化的理解却趋向负面，以至于一提到“教化”，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压抑人性、带有虚假性且阻碍社会进步等消极内容。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教”与“化”联合成词虽出现较晚，大致在战国时期的典籍中才有出现，不过“教化”观念的产生却由来已久。在《说文解字》中，“教”被释为“上所施下所效”，而“化”则指“教行”。这表明，“教”蕴含着传授给予和效法学习两个向度，是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双向一体、教学相长的过程，并非被动的、单方面的行为；而“化”体现的是受教者所受之影响，这种作用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易被察觉，同时也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生生不息。所以，“教化”的本义是指上施下效、不断发生改变的过程。

在“教化”观念产生之初，它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体现出道德手段与政治目的性的统一。舜在位时，天下百姓不相亲睦、家庭关系不能和顺，于是命契担任司徒一职，要求他“敬敷五教”，以宽容的态度对百姓进行伦理道德上的教化；《周礼》还记载，“大司徒”的职责中有“十二教”，包含礼乐之教、仪刑之教、道艺之教三个层面，内容丰富而具体。“教化”所体现的这种因事立教、寓教于政的情况，是与三代时期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这种历史文化背景是我们今天研究“教化”思想时不能忽略的，恰如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中之言：“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

如果说三代以来的教化传统更多关注外部的制度建构和方法手段，那么到了春秋时期，教化理念中则开始展现出对个体德性的重视。这种内向化的转变，在孔子那里得到了集中体现。面对“礼坏乐崩”的春秋乱世，孔子一生致力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天下有道”。为此，他提出“修己安人”的主张。所谓“修己”是成就自身的德性，而“安人”则意味着成就他人的德性。“修己”与“安人”正是孔子教化思想的两个面向，但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贯通，共同指向以成就个人之德性来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

对于孔子这种重视个体精神的涵养与境界提升的教化理念，我们应给予全面性的关照。第一，孔子虽然重视教化中的德性因素，但他对于教化与政治的关系仍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孔子的教化学说实际上是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上的，在孔子看来，只有在保障民众生活、增加民众财富的基础上，通过教化以成就个人德性才有可行性。第二，孔子不仅关注道德方面的“修德学道”，也重视知识方面的“学文”，倡导仁智合一。孔子自谓“好学”，他以“六言六弊”之说教导弟子子路，展现的正是孔子对理智与德性二者关系整体性、平衡性的理解。第三，在孔子看来，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教化来提升自身德性，同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身立德来教化他人。这是与他“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观密不可分的。当然，孔子也特别强调为政者、君子等自身的责任，时常告诫他们应该坚持“正人先正己”，发挥“上行下效”的作用。第四，孔子提倡教化的最终目的，并非局限于建立道德秩序，而是旨在通过教化的方式来激发个体对道德修养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为此，他提出了诸如“自讼”“求诸己”等修养方法，提倡主动自我反省。

孔子内外并重，扩展并深化了传统教化观念的内涵，并同时将之应用于自身的教育实践中，成为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受此影响，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也多从“教化”的角度来思考教育问题。比如，他们都认识到教化需要物质前提，富民和教民应相互结合，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制民之产”。荀子则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再如，先秦儒家一致坚守教人以善的理念，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亦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只是由于孟、荀对人性的看法不同，故在教化路径的选择上各有侧重，由此形成了儒家教化的两个路向：孟子重“性情”，所以“求放心”，养“浩然之气”，致力于德性外化；荀子则重“化性起伪”，所以重礼乐政刑，强调明礼义以化之。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教化理念不仅关注知识、技能的开发和增长，也重视自我德性的成就。更为关键的是，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教化理念还倡导一天人，合内外，将人文与自然、个人生命与宇宙生命融为一体，并最终促成社会的有序和谐，展现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生命关怀意识。由此来理解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便多了一层融洽感。这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特质、推动新时代教育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房伟），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