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臣形象的神化：黎善形象与诸葛亮的异曲同工

黎善在《皇越春秋》中，与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具有同等地位和作用，都是决定战争命运的关键人物。他的举手投足，都影响战争的胜负，而作者也是将他作为诸葛亮式的人物来塑造的，尽管他身上有诸葛亮的影子——这是越南早期历史小说的特征之一，但作者并不完全依照诸葛亮来描写黎善，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应运而生，肩负天命

《大越史记全书》并没有关于黎善的记载。《明史》有黎善的一些零星的记载，如说黎善与明军打过仗，但也只是一笔带过，而《皇越春秋》却浓墨重彩地描写这个人。可以说，黎善这一人物形象，依据的主要不是历史记载，而是作家的艺术虚构。

小说第3回说黎善是星宿降生，肩负天命，这与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历史人物的降生模式相类似，目的是给读者留下一种强烈的印象，以便通过他的非凡背景去理解他在战争过程中的异常才能。

这种在常人看来有些离奇而荒诞的表述，通常给读者以先入为主的印象，即黎善与其他人不一样，是天上星宿下凡，完全是一副天神下凡的架势。在汉文化地区，日及紫微星是帝星，梦日堕怀是皇帝出生的征兆，而梦星宿而生，则是辅佐大臣的下凡。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明显意图：通过神诞方式强化黎善的神性身份。黎善既然是受天命而生，因此，他将具有非凡的才能。黎善在协同明朝军队征讨逆贼胡季犛父子的过程中，排兵布阵，神机妙算，所战必克，这不是一般谋士所能做到的。

黎善的远见，首先在于主张与明军联合推翻胡季犛政权。当时黎利担心明军在灭掉胡氏之后，乘机占领安南，黎善用“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在天书”的古谶语，表明安南独立的必然性，决不会被北方的朝政长期占据，因为上天已经规定安南自有皇帝治理，这当今的皇帝，暗示就是黎利，这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核心思想。

从这里可以推断——黎善的每一次力挽危局和对局势发展的运筹帷幄，之所以显得镇定自若，是因为他是受命而生，有着别人所不具备的远见。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作者对黎善的出身作神化处理，是为了增强君权神授的色彩，完全契合作者“有德则治，无德则乱”的治国理念；以黎善为军师的义军抗击明朝军队的最终胜利，也暗合了作者“不恃富强而天下自治”的邦国自治的思想。

总的来说，这样处理既有利于警告地方豪强不要心存篡国之贪念，又有利于规劝明朝统治者不要自恃富强而染指他国政权，而应该遵从天命，顺应邦国自治的天意。众所周知，不论是越南还是中国，在古代，都存在“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观念。

既然黎氏是受命而生，那么他自然会得到天助，既然邦国自治是“天书”所定，那么大越国自治自然会成功。黎善是受命前来铲除阻碍黎利继承大统的障碍物——胡季犛、胡汉仓父子政权，他因此具有力排众议，利用明朝军队推翻胡氏的胆略。

从这一点上看，黎善的见识显然不亚于诸葛亮，并且，他是根据安南国的历史与现实来进行战略决策的，既有伟人的共性，也有由地域不同而产生的个性。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重点刻画和宣扬的贤臣、能臣、智者形象。怀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质，具备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才干，拥有神鬼莫测的高智力。

诸葛亮的出场是托徐庶之口，徐庶作为当世名士，他所说的话自然客观公允，有说服力，而且从他介绍诸葛亮的出身来历来看，他对诸葛亮是相当了解的，这更增加了诸葛亮之非凡的可信度。

作者通过徐庶的名望、徐庶对诸葛亮的钦佩和推崇，两相对比，诸葛亮贤达、智慧的光辉形象表露无遗。

而且对话中再次引出另外一个名士“水镜先生”司马徽。“水镜”自然是兼容并包，客观公正，知人妍媸之意，司马徽从当世英雄豪杰中选出庞统和诸葛亮作为最杰出代表，他判断人才的标准是不拘一格的，他选择的范围也极广泛。

因此他的论断——“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强调二者都可成为辅佐皇帝成就霸业，建立大一统帝国的贤臣，而不只是作为助主公成为一方之霸的将才。

诸葛亮最终无力辅助刘氏统一中国，不能简单的归咎于他的失误。东汉后期，地方诸侯不断兼并土地，扩充军事实力，扩张势力范围，成为雄踞一方的豪强。豪强之间也相互兼并，到了三国鼎立时期的魏、蜀、吴，已经各是势均力敌的一方霸主。

三者之间谁也不能凭一己之力独占战争的优势地位。赤壁之战，曹操本想趁刘备、孙权立足未稳之前凭借绝对的军事优势灭掉刘备和孙权，不但无功而返，而且损失惨重。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使得魏、蜀、吴变得谨慎而保守。

诸葛亮出师北伐，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出师表》），说明蜀国的发展已经受到很大限制，如果打不开魏国的围堵，只有坐以待毙。因此，精通天象

且相信天命的诸葛亮深知蜀国兵粮虽足但魏国实力正盛的现实，却毅然实施北伐战略。

因此，诸葛亮不能完成统一大业，客观因素的作用居多，这不是他能决定的。相反，正是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与诸葛亮始终如一地践行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品质相对比，才反衬出诸葛亮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光辉形象。

可以说，黎善和诸葛亮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他们为仁德的播撒保驾护航，也是仁德的播撒人，他们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可见，《皇越春秋》和《三国演义》是把黎善和诸葛亮作为贤臣这一类型化形象来塑造。

二、审时度势，彰显谋略

在《皇越春秋》中，黎氏家族虽是地方豪强，却一直隐居山林，过着耕读的生活。无奈胡季犛弑君篡权，肆虐百姓，天道不容，加之黎利兄弟拒绝出任伪朝而遭到胡氏的追杀。

出于保护自身安全与除暴安民两大需要，当明朝大军进入安南征伐胡氏时，需要黎氏兄弟的支援，而黎氏兄弟为保护家族，拯救苍生，维护陈朝正统，毅然起兵，联合明军击败了胡氏政权。

小说将联明灭胡作为小说前半部分的重点，让黎善担当主角，这一点，似乎超越了《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演义》虽然多有虚构，但史实还是主要的，而《皇越春秋》似乎更为超常。

当胡朝灭亡后，明朝朝政强占安南，设置郡县。在占领安南期间，以中官马骐为代表的明朝官吏横征暴敛，激起民愤。于是，黎氏兄弟又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驱逐明朝占领军的战争。

在这征讨胡氏的过程中，黎善执天命，显大能，进行了一系列的决策，包括力排众议，说服黎利与明军联合，行反间计，攻打要塞多邦城，破胡朝象阵，木丸江大破胡军，茶龙江破胡军埋伏等。

胡氏被擒，矛盾转化，张辅执意消灭黎利，陈頠、陈季扩和黎利先后起义，黎善运奇谋在生厥江大败明军，杀了吕毅、刘俊两位大将，明朝增兵，当黎利兄弟在横林击败张辅之后，黎善建议退保蓝山，筑六花城坚守。

后另一谋士阮荐到来，黎善将军师之职让与阮荐，自己退居二线，做副军师，表现他不恋职位，能进能退。黎善这一人物，凭借的主要是作者的想象，而不是历史。

黎善一出场便卓尔不凡，先是明朝出兵，黎善预知胡朝使者将至，分析来使意图，是要黎利兄弟出山帮助击退明军，得出“我若从之，是亦助纣为虐耳”（第4回）的精辟论断，因此固辞出任伪朝。诸如“善袖一课”，便知云云，此类表现黎善神迹的事例不胜枚举。

如明军到来时对于局势的分析，黎善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明朝80万大军进兵安南，要剿灭胡氏伪政权，维护陈朝正统，谁也阻挡不了。此前陈朝及后来的胡氏都曾经自恃国力强大而侵夺明朝南边的领地（今广西上思、宁明一带）。

胡氏伪政权想取得安南的统治权，对外先是捏造事实，企图蒙骗明朝，事败之后不惜伏杀陈天平及明将领，对内横征暴敛，奢侈腐化。

黎善当然明白明朝朝政出兵讨伐胡氏的意图，但因明朝政与安南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只要帮助陈氏子孙夺回王位，明朝政自然会自觉理屈而不至于强行占领安南，因此推翻胡氏伪政权才是当务之急。

明军连攻数城得手之后，出现“为多邦城胡将守险，欲攻不得”的困境，而此时黎家义军兵微将寡，想凭借一己之力推翻胡氏政权是不可能的，更遑论“提数千乌合之师，而抗百万熊桓之族”而“问鼎中原”了。

此外，黎氏兄弟因为不事伪朝，他们也处于被诛求的危急关头。从这番话看，黎善审视大势，分析透辟，主张应时而变，主动出击而不是“独坐穷山，听虎自噬”，联明抗胡是明智的抉择。表现出黎善作为谋士的非凡洞察力、判断力及战略决策。

在第17回，写明军人士对黎善的评论和描述，虽然有些像《三国演义》评诸葛亮，但也不完全相像，这不是部下的赞叹，而是外国人眼里的黎军师，都间接地反衬了黎善的智虑非凡。

须知明军尚书黄福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学多才，见识卓越，刘俊为兵部尚书，善于军旅，能够得到黄福和刘俊二人的由衷赞叹，自然卓尔不凡。

须知明军尚书黄福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学多才，见识卓越，刘俊为兵部尚书，善于军旅，能够得到黄福和刘俊二人的由衷赞叹，自然卓尔不凡。“投书授计，决策攻城，象阵烧屯，玉蕊诱敌”，意在体现黎善超凡了这种类型化手法。

权臣形象的刻画：阮整和曹操的比较研究

阮整与曹操都具有多疑狡诈、专横残暴、自私自利的一面，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一、文武兼备，善于机变

《皇黎一统志》在第二回末段详备地介绍了阮整，这也是阮整的第一次亮相。作者不惜浓墨重笔介绍阮整的家世、少年经历、性格、能文能武。可见其在文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晖郡即黄素履，邓妃及郑檊的保护人，三军为乱时被杀。晔郡即黄素履之叔父黄五福，为黎朝末年名将。

“少时从事儒学，涉猎经史”也使阮整拓宽了视域，积累了相当的历史知识和战术谋略。他的不甘人下和屈伸自如，无疑也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而阮整希望将来能够成为郭子仪那样的人，说明抱负不凡。

阮整的文武兼备，早在第二回中就有体现。十六岁任乡解，足见他博学多才，而“尝慕郭公勋业，撰郭公令赋，用国音，天下传诵”，这些是他的志向与文才。“晖郡（晔郡之侄）镇乂安时，以整为右参军，尝使调治水军，御寇于海面，水战无敌，海外呼为‘水鸷鸟’。”则体现他的军事才能。

内乱后阮整投靠西山后，可见阮整兼具文韬武略。后来阮整以右军都督的身份参与攻打富春的军事行动时，先是运用心理战分化敌军，轻而易举攻下军事重镇富春，阮整通过虚张声势，不费一兵一卒就夺取两镇，可见他确有计谋。

第三回讲述阮整听闻宫中有变，晖郡被杀，面对国内纷乱形势，阮整建议瑶忠侯塞黄梅之路，固守琼瑠镇，可见阮整善于从史实中提取经验。只是瑶忠侯没有听从，阮整才携家带口出海避难，投靠西山政权。

第四回中阮整能够娴熟的利用心理战使富春大将造郡叛离，进而削弱敌军力量，轻而易举拿下军事重镇富春。

阮整为报师仇（指其师黄素履被杀事），趁势唆使阮文平以“灭郑扶黎”为名攻打升龙城，当总指挥阮文平对是否进攻升龙而犹豫时，当他见阮文平还是不敢擅改原定只取顺化不伐人国的命令时，阮整进而指出：“春秋传云‘矫小而功大，为有功’，何矫之有？况公岂不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耶！’。”

阮整对典故信手拈来，可见其学识。而这些都与其“少时从事儒学，涉猎经史”有很大关系。其“性又豪侠，交游满天下”则为阮整网罗各类人物和收买人心奠定基础。

比如杜世龙，为人狡猾，却甘心为阮整排忧解难，当阮整背上间接弑王的罪名而无力解脱后，杜世龙“从中开转，以救其机”。

可见阮整确能收买人心；甚至连西山政权核心人物之一阮文平也在皇上面前替阮整说好话，此外，阮曰选等都曾为阮整的权力大厦添砖加瓦。“又善诙谐奋语”则是阮整的一大能耐。富于学识，善于应变、口才一流，这为他周旋于变化莫测、危机重重的权力漩涡中保全自己，并趁势爬上高位作了铺垫。

第四回叙阮整投奔西山时，阮文岳大喜过望，但对阮整仍存防范之心。阮整为了消除西山王的疑虑，甚至连他的内弟从升龙来劝他回去，阮整不惜杀掉内弟以取得阮岳的信任。

阮整从离国到叛国，几乎没有任何负罪感，就像一只变色龙，为了生存，可以依据周围环境而随时变色，这样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为了个人的生存发展可以卑躬屈膝，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阮整的这一特点不仅保存了他的实力，还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顶峰。第七回中吴为贵和黎春洽在回答皇上的话时就道出阮整的这一本质：“臣观整之为人，造意太险，操心太急，藏机太深，假名太谲，应变太敏，未必为治世之能臣，而实为乱世之奸雄，譬之豺狼，非可驯之物，鬼蜮无可制之机，惟有杀耳！”

阮整在年轻时期起就显现出一代权臣的特征：智慧过人，精于儒术，博于经史，善于收买人心，善于应变，善用权术，等等。这些特质让阮整在乱世中左右逢源，进退自如。作者如此详尽介绍阮整以往的的种种经历，其用意在于完整地交代阮整的背景，为塑造一个丰满的权臣形象做铺垫。

曹操也是一样，年纪轻轻就聪明过人，胸怀大志，善于应变。从小说描述得知，曹操年轻时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有权数”说明曹操自小就懂得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且颇能混得开。

曹操通过耍诈破坏叔父与父亲的信任关系，从而不受管束，得以恣意妄为。这都暗示着曹操善于玩弄权术。

从桥玄、何顒、许劭的言语中，可知曹操绝非等闲之辈。曹操对许劭的评价并不生气，而且有所酬谢，说明曹操并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议论，这样的铺垫也暗示了曹操将来能够作出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大逆不道之事。

从曹操任北都尉期间的敢作敢为的表现，说明曹操有很大的抱负，并意图通过仕途高升来实现建功立业的志向。阮整与曹操都是作为权奸形象出现在小说中的，作者从他们一出场就限定了他们的角色——权臣。

因此，在描述他们的时候，作者就大致规定了他们的角色，使读者一接触，就知道他们是某一类人。阮整至死都没有改变其机巧善变、苟活于世的本色，而曹操也至死都没有改变其奸诈的本性。

《三国演义》运用类型化手法极为娴熟，塑造了一个个深入人心的典型人物，《皇黎一统志》显然也借用了这一手法，特别是在塑造阮整的时候，但还是有所不同。

曹操的性格特征、思想认识是单一的、停滞的，没有发展的过程，而阮整则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最初是有志于维护皇权的，理想受阻后逃亡到西山，后来借助西山势力重新回到朝廷，这时的阮整变成左右皇权、以权谋私、肆意妄为的恶贼。可见，他们是稍有不同的。

二、权侔人主，乱世枭雄

由于南端王之死，郑氏一方已经无人可为王，加以昭统帝年少气盛，要收回权纲，于是重用阮整，这是阮整跃居高位的转折点，也是他专权、弄权的开端。阮整不但绕弯子让皇帝封赏自己，还封赏自己的亲信。待朝廷内外布满自己的势力后，阮整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

阮整得势之后，还没有完全消除叛军势力就迫不及待地过起奢侈的生活，专横跋扈到权侔人主，势倾天下的地步。可见，阮整图谋权位是久已有之，因此才会一得势就等不及要将权力牢牢攥在手里。

此外，从阮整作威作福的行径可看出他是一个野心家，一个利己主义者。阮整的行为已经大大超出了臣子的职权和身份，说明在他意识里根本就不存在君臣之道，他一心只专注于权力与地位。

专权时期，“整之亲党，握重兵，居要地者，内外星部。”足见阮整的势力范围有多广，无怪乎他的自负“我遍走海内，无一人敢正目视我。”

表现阮整僭越权位和凌驾皇权的行径的还有例子可证：阮整受到昭统帝猜疑后“深怨帝厌薄”，昭统帝后怕，忙派人去辩解，可是阮整“自是居于邸第，不复朝谒，军国庶务皆使人奏闻，帝有所可否，复委大臣潘维藩、陈公灿，与内翰武桢就整第辨明。”

昭统帝的惶恐不安和阮整的不屑一顾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见昭统帝的势单力薄、孤立无援和阮整的一手遮天、不可一世。此外，阮整对权位的索取是赤裸裸的，其培植亲党的行动也是毫无忌惮的。

阮整以公谋私，专权独断，恣意妄为，使得朝廷纲纪全无，也直接导致朝廷大臣因为惧怕和不满而选择罢官归隐。为了缓和民众的不满情绪，阮整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来粉饰太平和收买人心，还可以借机扩张亲信势力。

阮整自从得到昭统帝的倚重，被封为鹏忠公后，他对权位的欲望转变成一系列公开化的僭越行为。阮整一旦手握重权，便迫不及待地过起奢侈的生活，通过培植亲党，广布羽翼，扩大自己势力。昭统帝对于阮整而言，只不过是一张借为清除异己、镇压民众、为所欲为的牌子。因此说阮整是“权侔人主，势倾天下”的权臣一点都不过分。

曹操自从洛阳救帝之后，便开始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动。先是迁都许都，“群臣皆惧曹操之势，莫敢言者。即日驾起，操分排车马，尽令百官迁都。”虽然此时曹操的实力还不是很强大，但是威吓手无寸铁、自身难保的满朝官员还是绰绰有余的。曹操一方面网罗诱降能臣骁将，化为己用；一方面牢牢控制汉帝。

曹操包揽一切职权，任用心腹，无视皇权，独断专权一至于斯。汉帝成为被架空的傀儡，成为曹操不正当权力合理化和兼并其他豪强却师出有名的工具。上至朝中大臣，下至刘备，都对曹操的所作所为极其不满却无可奈何。曹操把自己比作真英雄，可见其之狂妄。从他对英雄的定义中，可知曹操确具雄才大略的一面。

阮整和曹操都有多疑狡诈、专横残暴、自私自利的特点，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但阮整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容易为眼前利益所诱惑，而且缺乏魄力和胸怀，多采用铲除异己而不是笼络人才的手段巩固势力，而且肆意盘剥百姓，放纵军士抢劫欺压百姓，而不是严肃军纪，平治一方，因此最终逃不过被杀的命运；

曹操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追求，笼络了一批能才武将，而且较善于任用人才。曹操也很重视军队管理，他采取军屯的方式而不是靠掠夺百姓来充实军库，并且鼓励农民耕种，因此其政治仕途走得更为长远。

《皇黎一统志》借助了《三国演义》的手法，其刻画的阮整却与效仿的对象曹操有明显的不同，可见《皇黎一统志》的作者认识到，《三国演义》的类型化手法虽然能够突出赋予在人物身上的政治寓意，使得读者更容易辨识，但人物的真实感却弱化了，反而使读者难以产生认同感。

因此，《皇黎一统志》在借鉴类型化手法的基础上，注重人物性格、心理、思想等内在因素的描写，增强人物的真实感。这也符合小说的发展规律。

通过比较分析《三国演义》、《皇越春秋》、《皇黎一统志》中的主要人物的相似性，可见越南作家确实借鉴了《三国演义》的类型化手法，小说突出了黎利、黎善、阮整等人物的某一性格特征，黎利和黎善都是脸谱化人物，而阮整则稍有不同。

但总体而言，这一相似性反映出越南作家早期创作中模仿的痕迹。